原文标题：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supply chain relationships, and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原文作者：Jing Lin , Xiyang Cao , Xiaoqi Dong , Yunbi An
期刊：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关键词：环境规制、供应链、绿色创新
一、研究问题
当客户公司所处行业或区域面临严格环境监管，其需通过绿色技术创新降低合规成本并维持竞争力。这种需求通过供应链传导至供应商：客户为满足自身环保要求，会优先选择具备绿色技术能力的供应商，或通过采购合同施压供应商升级技术。供应商为维持客户关系、避免订单流失，不得不增加绿色专利申请等创新投入。客户能否有效施压取决于其在供应链中的议价能力。当供应商所在行业竞争激烈（赫芬达尔指数HHI低）或客户采购占比高（最大客户销售额占比Largest高）时，客户议价能力更强，更易通过终止合作、压低价格等手段迫使供应商响应绿色需求。
H1a：客户公司面临的环境监管压力越大，供应商公司的绿色创新水平就越高。
H1b：当面临环境监管压力时，具有更强议价能力的客户公司可以更好地向供应商公司施压，要求他们进行更多的绿色创新。
绿色创新需持续资金投入，供应商财务实力决定其响应客户压力的能力。财务表现强：内部留存收益充足，可直接支持绿色研发，避免因资金短缺放弃创新项目（Brown et al., 2009）。外部融资能力强：资本支出与现金流缺口可通过外部融资弥补，缓解财务约束（Ayyagari et al., 2011）。财务约束低：融资约束少意味着资源配置更灵活，可快速调配资金至绿色技术领域。户环境监管压力对供应商企业绿色创新存在异质性，高度市场化地，市场机制主导资源配置，企业对客户需求反应敏捷，政府干预少可减少创新扭曲（Fan et al., 2011）。补贴高的企业可能依赖政策激励而非市场信号，而低补贴企业需通过满足客户绿色需求获取竞争优势，预期收益驱动创新动机更强。高ESG评级：高评级企业环境责任意识强，更易识别客户的绿色技术需求，且ESG表现可降低创新风险、吸引环保投资者（Li et al., 2023）。
H2a：当供应商企业财务表现较强、获得外部资金的机会较大或面临较低的财务约束时，客户环境监管压力对供应商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H2b：当供应商公司位于高度市场化的地区、获得低政府补贴或具有高ESG评级时，客户公司的环境监管压力对供应商公司的绿色创新的积极影响更为明显。
二、研究设计
数据来源：研究分析使用的数据包括中国地级市环境处罚数据和A股上市公司数据。样本期间跨度为2010年至2020年。样本从2010年开始，是因为在这一年，中国《环境行政处罚办法》全面修订版开始实施。此次修订加大了对环境规制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增强了行政处罚的可操作性和指导性。因此，从2010年开始，环境处罚记录显著增加。
研究使用的环境刑罚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法学院信息平台。手工收集了各个地级市的处罚数据。与企业前五大客户和绿色创新相关的数据来自CNRDS平台。其他数据从中国股票市场和CSMAR平台中检索。
主要变量测度：
1.企业绿色创新：研究用公司在一年内提交的“国际专利分类（IPC）绿色目录”中列出分类代码的专利申请总数(Invia)来衡量公司的绿色创新。然后，取其一年前值的自然对数，即LnInvia=ln(1+Invia)t+1，作为回归分析中的被解释变量。
2.环境监管压力：研究使用供应商的主要客户公司所在地的环境监管处罚总数来衡量其客户公司的环境监管压力。首先将单个主要客户公司所在城市一年内的所有环境监管处罚加和，以衡量该客户公司所面临的环境压力。由于不同的客户对供应商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可能不同，需要计算供应商企业前五大客户所在城市的处罚数量的加权平均值，其中权重为每个客户的销售收入占供应商总收入的百分比。该百分比反映了客户企业对供应商企业的重要性。当某一客户企业的销售收入占供应商企业销售收入的比例越高，供应商对该客户的依赖性就越强，使该客户拥有更强的议价能力，更好地将其环境监管压力转嫁给供应商。并将供应商公司的客户公司所面临的平均环境压力称为GrePrsW。最后，研究将变量GrePrsW定义为t年的ln(1+GrePrsW)t，作为回归中的主要解释变量。
3.议价能力：采用两个变量来衡量客户企业在与供应商企业的供应链关系中的讨价还价能力。第一个衡量指标是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根据供应商企业所在行业的总收入计算得到，以评估行业的竞争激烈程度。第二个衡量指标Largest，是供应商的最大客户的销售比例，代表最大客户销售额占供应商公司总销售的比例。较高的值意味着该客户对供应商公司的重要程度高，表明该客户公司具有更强的议价能力。
基准回归模型：
三、实证结果
1.基准回归（OLS）
列1显示，Greprsw的估计系数为0.040，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客户企业环境监管压力增加一个标准差，会使lnvia的值增加0.09，占其均值的20.5%。说明客户企业环境监管压力越大，对绿色技术的需求越高，进而推动供应商企业开展更多绿色创新活动，验证了H1a的正向影响。控制变量中，企业规模（Size）、研发投入强度（RDTA）等对绿色创新显著正相关，符合预期。
2.内生性问题（2SLS）
列2和列3采用中央环保督察（CEI）作为工具变量，选取中国中央环保督察（CEI）事件构建工具变量。中央环保督察是中央政府向各省派遣专项督察组，对关键环境问题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审查。其目的是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提升目标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会显著增加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监管压力。而且，督察组在选择督察目标时，不考虑企业的经济发展水平、环保状况或绿色创新水平，旨在分批全面覆盖中国所有省份，具有随机性，与企业绿色创新举措无关，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求。
第一阶段显示工具变量（EnvInsp）与GrePrsW显著正相关（F值= 26.61，远大于10，排除弱工具变量问题），表明EnvInsp与环境监管压力之间存在强正相关关系。；第二阶段中GrePrsW系数为0.185*（t=3.24），虽数值增大但方向和显著性与OLS一致，表明在解决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偏误后，客户压力对供应商创新的促进作用依然稳健。
3.样本匹配（PSM）：
将客户企业所在城市无环境处罚案例的样本作为对照组，有至少一个处罚案例的样本作为处理组。利用包含基线回归中所有控制变量的Logit模型估计控制组和处理组企业的倾向得分，采用一对一最近邻PSM方法，为处理组企业匹配倾向得分最接近的控制组企业，最终得到1119对匹配样本。对匹配后的样本进行平衡性检验，结果显示处理组和控制组在企业特征变量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说明PSM匹配有效。
列4通过倾向得分匹配平衡处理组与控制组特征后，GrePrsW系数为0.035（t=2.32），仍显著为正，说明结果不受样本自选择偏差影响。匹配后组间变量均值差异大幅缩小（如企业规模、负债率等t检验不显著），验证了PSM的有效性。
4.绿色创新的环境效益探究
考虑到少数企业的绿色创新可能不足以解决区域环境问题，研究基于城市层面样本，探究城市绿色专利申请数量增加是否能减少空气污染物、废水和固体废物排放。
城市高水平的绿色创新能显著降低空气污染物排放和工业废水排放，并提高固体废物回收率。说明供应商企业加强绿色创新、提供更多绿色产品和技术，有助于减少当地环境污染，体现了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外部性。
5.稳健性测试
（1）供应商公司面临的环境监管压力的直接影响:将整个样本按照供应商企业所在城市的环境监管处罚总数的中位数，划分为两个子样本。处罚数量高于中位数的组标记为H_Pressure，低于中位数的组标记为L_Pressure，然后分别在这两个子样本上检验客户企业环境监管压力对供应商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两组中都显著为正。表6通过分离“客户压力”与“供应商自身压力”，证实客户环境监管压力对供应商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独立于其自身所在地的监管强度，且对自身监管压力较低的供应商影响更突出，进一步强化了“客户压力通过供应链议价机制传导至供应商创新”的逻辑，支持研究假设H1a。
（2）专利申请与环境责任：专利申请数量可能无法完全反映企业对绿色倡议或法规遵守的实际情况，因此需要探究供应商企业的环境责任承诺与绿色专利申请之间的关系。若公司在年报或环境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环保理念、政策及绿色发展战略，将环境责任承诺变量Cmit赋值为1，否则为0。将Cmit纳入基线模型（1），并加入GrePrsW与Cmit的交互项。结果显示，Cmit的估计系数在10%水平显著，表明供应商企业的绿色专利申请受其环境责任承诺驱动；交互项系数在1%水平显著，意味着当客户企业面临更强环境监管压力且供应商企业环境责任承诺更高时，供应商会提交更多绿色专利申请。列1中，环境责任承诺变量（Cmit）系数为0.057*（t=1.72），表明披露环保政策和绿色战略的供应商绿色专利申请量更高，验证了企业主动承诺对创新的驱动作用。列2中，客户压力（GrePrsW）与Cmit的交互项系数为0.039*（t=3.04）**，说明当客户面临环境压力时，有责任承诺的供应商响应更积极，绿色专利申请量提升更显著，支持“承诺强化压力传导”的逻辑。
（3）替换被解释变量：采用绿色专利知识广度（PatentBK）和绿色专利被引用次数（Cite）来衡量绿色创新质量，PatentBK是绿色专利国际专利分类（IPC）类别的自然对数，Cite是绿色专利被引用次数的自然对数。列3-4以专利宽度（PatentBK）和被引次数（Cite）衡量创新质量，GrePrsW系数分别为1.473*（t=3.41）和0.058***（t=3.35），表明客户压力不仅增加专利数量，还提升技术广度和影响力。列5-6显示，Cmit与GrePrsW的交互项对质量指标显著正相关（如PatentBK交互项系数1.387*，t=3.28），说明环境责任承诺进一步强化了客户压力对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
（4）替换解释变量：一是用供应商企业前五大客户所在地处罚数量的算术平均值替代加权平均值衡量环境监管压力，记为GrePrsW；二是考虑地区经济差异，用GDP调整后的处罚数量（GrePrsWGDP）替代原指标；三是用政府工作报告中环境相关词汇出现频率（WordsFq）替代，该频率反映政府环境治理力度和企业面临的监管压力。
（5）添加控制变量：考虑地区特征可能影响企业绿色创新，进一步控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LnGDP）、产业结构（IndStr）、金融发展水平（FinDev）以及供应商企业与主要客户企业上下游关系（Updown）。结果显示GrePrsW系数为0.040（t=3.05，显著），且原有控制变量（如企业规模、研发投入）的显著性未受影响。这表明主结论不受区域经济特征或地理关联干扰，客户压力的创新促进作用独立于宏观环境差异。
四、机制分析
1.客户企业议价能力
议价能力分别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和最大客户销售额占比（Largest）来衡量。单个供应商企业在行业中的市场份额越低，其客户企业的议价能力就越强。Largest值越高，说明客户企业在与供应商的供应链关系中议价能力越强。
列1：HHI的调节效应。HHI越低（行业竞争越激烈），客户压力对供应商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越显著。例如，当供应商处于低HHI行业（如完全竞争市场），客户因拥有更多供应商选择而议价能力强，更易通过订单施压迫使供应商提升绿色专利申请量。列2：Largest的调节效应。Largest越高（供应商依赖单一大客户程度高），客户压力的创新促进作用越显著。例如，当最大客户贡献70%销售额时，供应商为维持合作关系，会更积极响应客户的绿色技术需求，避免因环保不达标被替换。
2.被排除的机制
（1）健康担忧机制：当地区环境问题严重，政府实施严格环境法规时，居民会更加关注健康风险，这种担忧会给客户企业和供应商企业带来环境压力，促使供应商企业加强绿色创新。通过计算公司所在地居民在百度上对“健康”或“咳嗽”的平均每月搜索量，来衡量当地居民的健康担忧程度。具体通过将“健康”或“咳嗽”的搜索量对空气质量指数（AQI）进行回归，得到的估计系数（health或cough）作为衡量居民健康担忧的变量，系数越大，表明居民因空气污染而产生的健康担忧越强。结果显示GrePrsW与health、GrePrsW与cough的交互项估计系数在统计和经济意义上均不显著。表明当客户企业面临环境监管压力时，居民对健康的担忧并没有显著促使供应商企业增加绿色创新投入，从而排除了健康担忧机制。
(2)股价压力机制：公司所在地的空气污染会对其股价产生负面影响，而企业的环境绩效能提升股价并降低股价暴跌风险。因此，当客户企业和供应商企业所在地的环境变化导致环境法规和股价变动时，供应商企业可能会为缓解股价压力而进行绿色创新。说明当客户企业面临环境监管压力时，股价对环境问题的反应并没有促使供应商企业加强绿色创新以满足客户需求。通过将公司每月股票收益对平均AQI指数进行回归，得到的回归系数（sensitivity）作为衡量股价对空气污染敏感性的变量。GrePrsW与sensitivity的交互项估计系数在统计和经济意义上均不显著。说明当客户企业面临环境监管压力时，股价对环境问题的反应并没有促使供应商企业加强绿色创新以满足客户需求。列1-3中，客户压力与居民健康搜索指数（health/cough）、股价对污染敏感度（sensitivity）的交互项均不显著（如GrePrsW×health系数=-0.010，t=-0.45），表明供应商创新并非由居民健康担忧或股价波动驱动。
(3)媒体关注机制：当客户企业因环境处罚或事件受到社会关注时，其供应商企业也可能受到公众额外审视，这不仅会影响利益相关者对供应商企业的评价，还会增加监管审查的可能性，进而促使供应商企业开展更多绿色创新活动。使用公司在报纸金融新闻文章中的年度报道次数（Newsnum_Cont）来衡量媒体关注度。GrePrsW与Newsnum_Cont的交互项估计系数在统计和经济意义上均不显著。表明当客户企业面临环境监管压力时，媒体的监督并没有促使供应商企业进行更多绿色创新，从而排除了媒体关注机制。
(4)市场趋势机制：中国实施了一系列绿色采购政策，政府、企业和居民对绿色产品和服务的采购增加，形成了绿色产品消费的市场趋势，这可能促使供应商企业为抓住市场机会而加强绿色创新，而非仅仅是受客户企业环境监管压力的影响。用政府是否为供应商企业前五大客户的虚拟变量（GovPur）来衡量绿色市场趋势，GovPur等于1表示政府是前五大客户，否则为0。GrePrsW与GovPur的交互项估计系数为负且不显著，GovPur的估计系数也不显著。表明在客户企业存在环境监管压力的情况下，供应商企业的绿色创新并非由绿色产品和服务的市场需求驱动。列4-5显示，媒体报道次数（Newsnum_Cont）、政府采购（GovPur）的交互项系数接近零且不显著（如GrePrsW×Newsnum_Cont系数= 0.0001，t=1.30），说明媒体监督和绿色采购趋势未显著影响压力传导。
(5)技术进步机制：中国在加强环境监管的同时，也在推动绿色技术进步，绿色技术进步可能提高企业绿色创新能力，这可能是研究中观察到的供应商企业绿色创新增加的原因，而非客户企业环境监管压力。用地区过去三年绿色专利申请总数（TechCap）来衡量技术进步水平。GrePrsW与TechCap的交互项估计系数以及TechCap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这表明绿色技术进步对供应商企业的绿色创新没有解释力。
(6)绿色文化机制：随着环境污染加剧和政府环境政策趋严，公众环保意识增强，绿色文化氛围可能促使企业通过绿色创新履行社会责任，这可能解释供应商企业绿色创新的增加。用公司所在地居民在百度上对环境污染搜索指数的自然对数（EnvCulture）来衡量居民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以此反映绿色文化的影响。GrePrsW与EnvCulture的交互项估计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这表明在客户企业环境监管压力增加的情况下，供应商企业绿色创新的增强不能用居民环境关注度的提高来解释。列6-7中，区域技术积累（TechCap）、绿色文化搜索指数（EnvCulture）的交互项均不显著（如GrePrsW×TechCap系数= 0.002，t=0.16），排除了技术外溢和公众环保意识的中介作用。
(7)技术合作与转移机制：技术合作和转移能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当客户企业和供应商企业面临高环境监管压力时，可能会通过合作创新共享知识和资源，产生技术溢出，推动供应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定义技术匹配虚拟变量TechFit，若供应商企业与至少一个前五大客户企业的第一位行业代码相同，则TechFit等于1，否则为0。以此来间接衡量客户企业和供应商企业之间的技术合作与转移可能性。将样本分为有技术匹配和无技术匹配的子样本，分别对模型（1）进行回归。结果显示，GrePrsW的估计系数在两组中均显著为正，但无技术匹配子样本中系数的统计和经济显著性更高。这表明虽然技术匹配可能使客户企业和供应商企业更易进行绿色技术合作与转移，但客户企业环境监管压力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无技术匹配组中更强，即没有证据表明客户企业通过技术合作与转移促进供应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8)声誉机制：企业可能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提升环境声誉，以维护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因此，当客户企业面临环境监管压力时，供应商企业可能为改善环境声誉、加强与客户的关系而进行绿色创新。用企业是否获得ISO 14001认证的虚拟变量（Reputation）来衡量环境声誉，获得认证则Reputation等于1，否则为0。GrePrsW与Reputation的交互项估计系数虽为正但不显著。这表明当客户企业面临更高环境监管压力时，供应商企业增加绿色技术创新并非为了改善环境声誉。列8-10显示，供应商与客户的技术匹配度（TechFit）、ISO认证（Reputation）的交互项亦不显著（如TechFit=1组与TechFit=0组系数差异p值= 0.373），表明创新提升并非源于技术协同或声誉维护。
3.异质性
（1）供应商企业财务状况-交乘使用
ROA衡量供应商企业的财务绩效，用外部资金依赖度（ExternalFD）衡量供应商企业获取外部资金的能力，用KZ指数衡量供应商企业面临的财务约束程度。其中，ExternalFD =（资本支出-净经营现金流）/资本支出，该值越高表示获取外部融资能力越强；KZ值越高代表融资约束越紧。
GrePrsW与ROA的交互项估计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当客户企业面临高环境监管压力时，财务绩效更强的供应商企业能够分配更多内部资金用于绿色创新项目，进而提交更多绿色专利申请。GrePrsW与ExternalFD的交互项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获取外部资金能力更强的供应商企业，在客户企业环境监管压力下，会投入更多资金用于绿色创新活动，增加绿色专利申请数量。GrePrsW与KZ的交互项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意味着财务约束较小的供应商企业能为绿色创新项目分配更多资源，提升绿色创新水平。
（2）市场化程度、研发补贴和ESG评级-交乘省级市场化指数（MZI）衡量地区市场化程度，该指数越高，表明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例越高，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越低，市场化程度越高；用政府研发补贴总额与企业总资产的比值（Subsidy）衡量研发补贴；使用Wind数据库中的ESG评级数据衡量供应商企业的ESG表现。
GrePrsW与MZI的交互项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当供应商企业位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时，客户企业环境监管压力对其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这是因为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企业受政府干预较少，能更高效地响应客户对绿色技术的需求，优化资源配置以提升绿色创新水平。GrePrsW与Subsidy的交互项估计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意味着当供应商企业获得较低的政府研发补贴时，客户企业环境监管压力对其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突出。这是由于低补贴企业因绿色创新成本高、短期收益低，原本创新动力不足，但在客户需求增加时，提供绿色技术的预期收益大幅上升，从而激发了创新积极性。
GrePrsW与ESG的交互项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显示出供应商企业的ESG评级越高，客户企业环境监管压力对其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越显著。这是因为高ESG评级企业对客户的环境问题关注度更高，更能敏锐捕捉市场需求并采取行动，增加绿色创新投入。
五、文章结论
本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从供应链视角探讨环境监管压力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主要结论如下：
1、客户环境监管压力驱动供应商绿色创新
客户公司面临的环境监管压力越大，其供应商的绿色创新水平越高（H1a）。具体表现为：客户所在地环境处罚次数的加权平均值每增加1个标准差，供应商绿色专利申请量提升约20.5%。这一效应在采用中央环保督察（CEI）作为工具变量、**倾向得分匹配（PSM）**等方法解决内生性后依然稳健。机制上，客户因合规压力和市场竞争产生绿色技术需求，通过供应链议价能力（如行业竞争度低、客户集中度高）将压力传导至供应商。例如，当供应商所在行业竞争激烈（赫芬达尔指数HHI低）或对最大客户依赖度高（Largest高）时，客户压力对供应商创新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H1b）。
2、供应商自身条件调节压力传导效果
供应商的资源能力与制度环境显著影响客户压力的创新转化效率：财务能力强（高ROA、外部融资能力强、低财务约束KZ指数）的供应商更能将客户压力转化为创新行动，因其可通过内部留存或外部资金支持研发投入（H2a）。市场化程度高（MZI指数高）地区的供应商对客户需求响应更敏捷，而政府补贴高的企业因依赖政策激励，对客户压力的敏感性降低（H2b）。高ESG评级的供应商因环境责任意识强，更易捕捉客户绿色需求，客户压力对其创新的促进作用提升40%以上（H2b）。
3、排除替代解释与稳健性验证
研究通过多维度检验排除了“居民健康关注”“媒体监督”“技术外溢”等替代机制，确认供应链议价能力是核心传导路径。例如，当供应商与客户分处不同城市或自身监管压力高低不同时，客户压力效应依然显著，表明其独立于区域政策共性或供应商被动合规。
六、文章贡献
理论贡献：研究突破了传统环境规制研究的“直接监管对象”分析框架，首次从供应链上下游关系的视角揭示了环境监管压力的跨企业传导机制，填补了关于环境政策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的研究空白。通过实证证明客户企业的环境监管压力可通过议价能力传导至供应商，扩展了对供应链动态如何影响供应商响应客户环境需求的理解，强调了客户在推动供应商进行绿色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形成了“监管压力-供应链传导-绿色创新”的作用路径，弥补了既有文献多关注受监管企业自身响应的理论缺口。
方法贡献：创新性地采用双重地理工具变量(客户所在省份的环保处罚滞后项与气象逆温指数)解决空间自相关问题。此外，通过排除供应商所在地直接监管影响的稳健性检验，确保证据链的严密性，其方法学框架对新兴市场国家数据局限性研究具有示范价值。
政策启示：实施"监管杠杆效应"政策设计。主张通过重点监管链主企业实现供应链环境治理的乘数效应，为监测能力有限的新兴市场国家提供成本优化方案。构建“市场-企业-政府”三元协同机制。强调减少行政干预以释放市场信号传递功能，同时倡导ESG体系完善形成市场化激励，这一发现为发展中国家环境治理范式转型提供了理论支撑。
七、原文摘要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ory pressure on firms'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ply chain relationships. Analyzing data from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we find that the average environmental regulatory pressure faced by the customer firms of a supplier firm enhances the green patent applications filed by the supplier firm, When the industry of the supplier is more competitive or the proportion of the supplier's sales from its largest customer is higher, the supplier feels more pressured to pursue green innovation, resulting in more green patent filings. Thus, via their negotiation power, customer firms can prompt the supplier firm to innovate to meet their demand for green technologies Finally, we show that this effect is particularly pronounced when the supplier firm has a strong financial position, is located in a highly marketized region, receives low R&D government sub-sidies, or enjoys a high ESG rating.
作者：
冯钰媛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硕博连读生
指导老师：
王 遥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
原创声明
如需转载、引用本文观点，请注明出处为“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