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推进，ESG在中国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2024年开年，我国三大交易所便于同日发布《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可持续发展报告（征求意见稿》，以市场化运作支持并响应2023年由国务院国资委《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方案》的全面部署。值得注意的是，高质量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城市治理与产业升级、与企业可持续成长的同频共振，3月1日上海发布全国首份ESG区域行动方案《加快提升本市涉外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能力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3月15日北京印发的《北京市促进环境社会治理（ESG）体系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进一步提出“ESG试点”概念的建设。
ESG作为平衡内外部需求、向善向好的思维框架，宏观可至国家观察，微观可至个人评价；人居友好城市氛围营造，是未来城市以人文为基底，还生活于民生，吸引高质量伙伴、发展可持续经济不可忽视的新动向和新趋势。由此，基于由来已久的可持续发展城市概念，从城市ESG视角切入看城市与企业的共生转型，并以北京为例进行相关分析。
一、ESG视角下的城市发展
城市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行政单元，更作为人们生产生活的载体空间。宏观视角下可广泛指向联合国可持续目标全17个议题，包含但不限于消除社会贫困、性别平等、提供公平教育的机会、体面的工作、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韧性应对气候变化、保障公民的司法权益、从城市到全球的友好伙伴关系等；聚焦来看，SDG-11中将其具象为“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
截至联合国人居署2021年底的统计数据，全球城市虽仅占2%的土地面积，但GDP占比达70%、消耗超过60%的能源、排放超过70%的温室气体、制造占比70%的垃圾。在城市化愈渐加速的现下，城市是解决当今许多全球挑战的最佳舞台，从企业到社会转型，从极端贫困和失业到环境退化和气候变化，均可以通过城市为单位有效的干预措施来应对各类可持续发展挑战，并产生广泛且积极的累积影响。
根据《世界城市报告2022》全球观察，未来城市的核心任务是以“城、市、镇”的韧性建设，以城市为单位提高适应与应对冲击和压力，走向充满韧性、公正和可持续的未来。早于2015年，由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联合国人类居住规划署便提出《新城市议程（New Urban Agenda）》，其内容基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11）对社会、经济、环境和空间可持续性发展进行指向和探讨，与ESG现今全球公认推动可持续发展工具的指标相辅相成。联合国层面已建立全球城市监测框架，从核心城市指标项为展开协助各城市履行可持续发展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可持续发展全面建设在定期追踪并发布的《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2023）》已可识见一定成效；如我国近年陆续出台兼合数字化城市治理、绿色消费、数字转型、适老化、社区品质文化圈建设、个人隐私保护等泛ESG维度的推进政策，便是社会公众最直观可感受可体验到的城市ESG发展。
未来如进一步深化城市维度的可持续发展转型，可以《新城市议程》为重要补充完善新型城市评价指标，并以世界城市报告为参考进行规划。
表1《新城市议程》参考议题与执行路径
数据来源：联合国人居署
二、我国ESG发展现存挑战
我国ESG相较于欧美国家尚处起步阶段，但发展速度迅猛，目前多以政策和方法学研究为主，以企业ESG信息披露为市场行动体现，并辅以ESG评级、金融投融资产品的试验性开发。结合过往中外企业ESG研究和本次评选企业的经验，可以看见市场头部企业在ESG实务和披露方面已经做了非常多样化和充分的尝试。从执行路径趋势而言，企业ESG发展多从组织架构、可持续发展战略开始，到ESG的行业特色化执行与表达，并均已有初步建构和实效验证。在EGS信息披露方面，各企业参照国际ESG通用指标对内外部进行梳理，通过独立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碳中和路线规划等方式披露。
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诚然国际ESG标准和方法学具有可推广、可复制的先进经验，在全球资本市场上具备权威性与品牌效应，但与之相对应的地域不可比性也不容小觑。据中财大绿金院对比不同评级机构下中国A股ESG评级分布情况，中国A股上市企业在MSCI和FTSE Russell等ESG评级中呈现左偏、普遍低估的情况。
究其原因，一是国际标准缺乏针对中国市场的特色化考量，横向可比性不强。二是中外ESG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不同，ESG评判标准存在差异。三是国有企业是中国市场的特有主体，国际指标缺乏针对国有企业的有效指标。四是中外产业结构的差异导致行业实质性因素不同，国际ESG评级可能缺乏对中国行业关键议题的关注。五是国际评级机构对中国ESG信息和数据获取存在难度。基于语言差异和信息获取渠道的差异性，国际评级机构在对中国市场主体的信息捕捉和解读存在一定障碍。
因此，在ESG本土化发展方面，一是亟需推进ESG发展配套政策，包含但不限于强化ESG信息披露要求、明确ESG指标框架、金融机构ESG风险管理，督促各层级市场参与主体ESG发展理念深化，多视角探索本土化ESG发展亮点和融通难点。二是积极推进本土化ESG指标的适用性研究，重点关注本土化特色与国际通用指标的融通、转化，如在环境维度融通生态环境和碳中和的相关内容，在社会维度纳入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在治理维度则重点关注国有企业的社会功能性角色，其特有的党建治理等特点。三是积极探索ESG产品创新研究与实践，以成果与国际资本市场对话，展现差异化ESG指标的重要性。
三、城市的经济主体-企业的ESG发展
包含个体经济概念在内的“企业”主体作为城市运转单位，是从内看向外部整体的过程，更是城市ESG发展不可忽视的一环。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双碳目标的热议下，可持续发展，企业社会责任（CSR）、环境、社会和治理（ESG）都被推上台前，虽然在一些场景下不乏交错出现，但究其根本还是有着一定差异。
可持续发展是企业社会责任（CSR）和ESG之所在，是最终实现和达成的宏观框架，且可持续之于不同实体或有着截然不同的方向和内容。相较而言，企业社会责任（CSR）和ESG都将更为具象化于执行和行为。
环境、社会和治理（ESG）为可持续发展和企业负责任行为的最终落点和实践工具，其将使长期以往的期待和努力变得可衡量、可跨行业评价、可风险预测和规避，ESG通过质性和量化指标设计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使其可将可持续发展议题依据不同目标主体作针对性解构，在具有普适性跨维度和行业同比的同时，以实质性/关键议题设置提升其风险分析和管理的能力。
当前，国内外均尚未设有统一的ESG标准和披露规范，但已在倡议、政策和交易所层面积极发力、引导。
表2 国内外ESG信息披露要求
*具体各政策内容指标分析，详见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相关分析文章
其中，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发布的《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1号—可持续相关财务信息披露一般要求》《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2号—气候相关披露》标准已吸纳可持续发展会计发展委员会行业实质性分析指标，对11个大类77个二类行业作了一定程度细化。
但关于不同城市、区域、文化背景、发展阶段等议题，固然存在差异带来的指标从设置到披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均尚未能包含在框架内，由此可能给城市在大力推进ESG，在督促企业做实ESG行动方面带来诸多挑战。
四、以北京为例，从城市到企业的ESG发展讨论
从城市视角进行可持续发展评价，势必对地方产业、企业、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社会服务体系为展开。聚焦北京市行业ESG信息披露方面，特选取在央企国企强制开展ESG信息披露节点之前以观察企业的主动性，截至2023年3月底中财大绿金院ESG数据统计，全北京460家A股上市企业整体ESG评级中位偏上，AB档企业共计278家（60.43%），CD档企业182家（39.57%），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图1 北京A股上市公司ESG评级分布 单位：公司数量/家
数据来源：中财大绿金院
从独立编撰ESG/社会责任报告的披露意识来看，460家企业中仅72家（15.65%）独立编制并披露，并以制造业和金融业意识为领先执行；从发布报告的企业属性来看，则以中央国有企业为表率风向标（50/72，占比69.44%）。
图2 北京独立披露企业ESG/社会责任报告所属行业分布单位：公司数量/家
图3 北京独立披露ESG/社会责任报告企业属性单位：公司数量/家
数据来源：中财大绿金院
从主动性看，基于一定政策力度和市场主导情况下，我国以央企国企为代表的ESG实践披露已收获一定实践。但在未来大力推进ESG信息披露行动值得注意的是，强制性信息披露虽为一种引导手段，但更需注重阶段性整体意识理解和提升，避免出现“漂绿”ESG仅为形象工程的误解。
ESG阶段性布局，需注重ESG“外源内生”的结构性推进。在经济可持续发展转型需求下，确立ESG能够帮助以个体为标的可持续转型路径探索、机遇识别、风险规避和管理效率提升，并从而督促整体经济向ESG转变的思想。避免将ESG理解为企业形象工程等浮于表面的执行等阻碍ESG发展的最大桎梏。
企业（含金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本质上是可持续的盈利能力，ESG区别于片面的履行“社会责任”，更多的是管理思路的转变。以ESG为指导更为具象化的指标，不仅可以在全球碳中和大趋势下更为敏锐的捕捉企业在价值链各环节的潜存风险，将风险防患于未然或降至可控制范围；更可以拓展更高阶的能力，发现在变革社会中的全新机遇。企业通过识别新机遇和降低风险损失，不仅是对企业各层级管理效率与联接的考验，更是企业在新经济格局下未来可持续发展、可持续盈利能力的根本所在。
表3 ESG管理“七宗罪”
*具体可参考ESG管理“七宗罪”内容描述，治理维度均可灵活替换为不同评价主体下的ESG管理层和执行层
参考来源：中财大绿金院
从ESG行业特性和地缘因素来看，目前之于企业ESG事务的指标多为国际通识性指标，一方面是具有行业特性和地缘性的考量有限，另一方面通用性指标下的指标颗粒度不够，存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引导性不够强、不具有针对性，且在执行上无法有效设置优先级来高效率推动ESG实务进程。对于中国产业企业而言，除了响应强市场需求外，还需紧随我国地方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境况和特点，结合地区环境和社会发展需求渐进式推进，在自身能力范围内作ESG探索，在中央整体的ESG“balance sheet”上作区块划分以实现平衡地区经济、企业发展、稳定民生需求，让可持续发展作深度勾稽。
从北京市规划布局分析，一是可以从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两翼为建设要地，首将ESG理念融入城市发展进程中，并以产业链全生命周期为企业ESG意识深化和发展指向。二是将ESG评价指标（含财政ESG）纳入区域数据统计，以数据为追踪和支撑探寻从城市到产业到企业的ESG体系建设和联动生态圈打造。三是规划ESG发展梯队，参考如“高排放强度-经济支柱产业-2441高精尖产业-产业链”作渐进式推进。四是通过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布局，将新区发展探索经验辐射至京津冀全产业空间和城市ESG发展建设（具体北京市/京津冀产业规划参见如下）。
表4 《北京市“十四五”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2441”高精尖产业
图4《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一览
数据来源：中财大绿金院，公开材料整理
五、未来展望
未来城市建设如何衡量并评估以行政区域为划分的ESG发展成效，是在大力推进“双碳”目标的重要手段，是在城市发展“三驾马车”之外亟待开发、驱动可持续城市更新的评估要素，如何探索民生需求，提高社会福祉，引导并助力产业/企业转型均是ESG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
以北京为例的城市ESG建设。北京市在“十四五”规划和产业细分布局指引下，一方面需更在发展重点产业中进一步关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的ESG行动，将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布局前置；另一方面需更为注重城市更新、可持续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如何平衡超大型城市出行的不平等、以及教育、文化、享有基本服务等人文环境打造；以上，如何将ESG融入城市规划，嵌入城市更新/建设的方方面面，如何以科技支持城市治理效率提升等均是对城市治理维度的长线挑战。或可试建构城市及京津冀区域联合体可持续评价体系、项目ESG评价体系等作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指导方向。
未来的ESG信息披露和评价体系，将是ESG行为市场反馈和ESG投资的重要工具，其评价原则、标准和方法是保证评价结果全面性、客观性、公开性和可用性的核心。因此需关注并体现：
一是国际通用指标，以成熟市场经验反哺国内ESG评级探索，并保证与国际社会交流与对话的同频。
二是本土化指标，杜绝拿来主义的不适配性，ESG评级的有效性需充分考虑地方经济、法制体系、社会和文化等多重背景。
三是行业特色化评估，各行各业差异化的ESG重大性指标需开展针对性评估，以更为精确衡量企业实质性的ESG行动对经营绩效和风险敞口影响。
四是动态调整，ESG评价需综合“地理”和“时间”横纵向两个维度进行适时适地的动态调整含权重调整，以更为匹配不同地域的政策及产业发展阶段、社会民生的差异化需求和潜存风险。
当然，除此指标体系设计和动态更新外，ESG市场数据渠道、数据采集、内容解读、定性/量转化和方法学对未来ESG评价结果和科学发展也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2023）》，2023.09
[2]联合国人居署（UN-Habitat），《新城市议程》,2016.10
作者：
邓洁琳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研究员，长三角绿色价值投资研究院研究员
施懿宸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高级学术顾问，中财绿指（北京）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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