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市化发展进程的加速，城市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行政单元，在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各维度都对全球可持续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企业作为城市的主要经济组成部分，在促进城市ESG建设发展方面起到支撑性作用。本文以北京为例，从城市可持续发展视域出发，浅析企业ESG发展的现状、挑战和未来展望。
一、ESG视角下的城市发展
从全球视角来看，城市往往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行政单元，依据联合国人居署截至2021年底的统计数据，全球城市虽仅占2%的土地面积，但GDP占比达70%、消耗超过60%的能源、排放超过70%的温室气体、制造占比70%的垃圾。在城市化愈渐加速的现下，城市是解决当今许多全球挑战的最佳舞台，从企业到社会转型，从极端贫困和失业到环境退化和气候变化，我们可以通过有效的干预措施来应对各类可持续发展挑战，并产生广泛且积极的累积影响。
图1 城市·经济与消耗平均现况（截至2021年底）
数据来源：联合国人居署
从城市尺度上的可持续发展评价主要有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联合国人类居住规划署提出的《新城市议程（New Urban Agenda）》，其内容基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对社会、经济、环境和空间可持续性发展进行指向和探讨，与ESG现今全球公认推动可持续发展工具的指标相辅相成。联合国层面已建立全球城市监测框架，从核心城市指标项为展开协助各城市履行可持续发展目标；从国家层面，则可以芬兰为例，不仅是全球可持续发展标榜国家，更利用资源的地方评估来振兴多级别对话，主动识别城市关键驱动因素、并努力促进城市包容度的平台搭建。
视线回到国内，我国已定期追踪并发布国家层面的《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2021）》，未来如计划从城市维度推动可持续发展转型，以《新城市议程》为重要参考补充完善城市评价指标、统计年鉴数据或将迫在眉睫。
表1 《新城市议程》参考议题与执行路径
数据来源：联合国人居署，中财大绿金院整理
从城市视角进行可持续发展评价，势必对地方产业、企业、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社会服务体系为展开。聚焦北京市行业ESG信息披露方面，截至2023年3月底中财大绿金院ESG数据统计，全北京460家A股上市企业整体ESG评级中位偏上，AB档企业共计278家（60.43%），CD档企业182家（39.57%），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图2 北京A股上市公司ESG评级分布
数据来源：中财大绿金院
单位：公司数量/家（截至2022年底披露数据统计）
从独立编撰ESG/社会责任报告的披露意识来看，460家企业中仅72家（15.65%）独立编制并披露，并以制造业和金融业意识为领先执行；从发布报告的企业属性来看，则以中央国有企业为表率（50/72，占比69.44%）。
图3 A股-北京市独立披露企业ESG/社会责任报告所属行业分布
数据来源：中财大绿金院
单位：公司数量/家（截至2022年底披露数据统计）
图4 A股北京市独立披露ESG/社会责任报告企业属性
数据来源：中财大绿金院
单位：公司数量/家（截至2022年底披露数据统计）
未来，北京市在“十四五”发展规划和产业细分布局指引下，一方面需更在发展重点产业中进一步关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的ESG行动，将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布局前置；另一方面需更为注重城市更新、可持续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如何平衡超大型城市出行的不平等、以及教育、文化、享有基本服务等人文环境打造；以上，如何将ESG融入城市规划，嵌入城市更新/建设的方方面面，如何以科技支持城市治理效率提升等均是对城市治理维度的长线挑战。或可试建构城市及京津冀区域联合体可持续评价体系、项目ESG评价体系等作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指导方向。
二、我国ESG发展现存挑战
我国ESG相较于欧美国家尚处起步阶段，但发展速度迅猛。结合过往中外企业ESG研究和本次评选企业的经验，可以看见市场头部企业在ESG实务和披露方面已经做了非常多样化和充分的尝试。从执行路径趋势而言，企业ESG发展多从组织架构、可持续发展战略开始，到ESG的行业特色化执行与表达，并均已有初步建构和实效验证。在EGS信息披露方面，各企业参照国际ESG通用指标对内外部进行梳理，通过独立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碳中和路线规划等方式披露。
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诚然国际ESG标准和方法学具有可推广、可复制的先进经验，在全球资本市场上具备权威性与品牌效应，但与之相对应的地域不可比性也不容小觑。据中财大绿金院对比不同评级机构下中国A股ESG评级分布情况，中国A股上市企业在MSCI和FTSE Russell等ESG评级中呈现左偏、普遍低估的情况。
究其原因，一是国际标准缺乏针对中国市场的特色化考量，横向可比性不强。二是中外ESG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不同，ESG评判标准存在差异。三是国有企业是中国市场的特有主体，国际指标缺乏针对国有企业的有效指标。四是中外产业结构的差异导致行业实质性因素不同，国际ESG评级可能缺乏对中国行业关键议题的关注。五是国际评级机构对中国ESG信息和数据获取存在难度。基于语言差异和信息获取渠道的差异性，国际评级机构在对中国市场主体的信息捕捉和解读存在一定障碍。
因此，在ESG本土化发展方面，一是亟需推进ESG发展配套政策，包含但不限于强化ESG信息披露要求、明确ESG指标框架、金融机构ESG风险管理，督促各层级市场参与主体ESG发展理念深化，多视角探索本土化ESG发展亮点和融通难点。二是积极推进本土化ESG指标研究，重点关注本土化特色与国际通用指标的融通、转化，如在环境维度融通生态环境和碳中和的相关内容，在社会维度纳入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在治理维度则重点关注国有企业的社会功能性角色，其特有的治理特点等。三是积极探索ESG产品创新研究与实践，以成果与国际资本市场对话，展现差异化ESG指标的重要性。
举例而言，中财大绿金院为更全面客观的对中国企业进行ESG评级，创新开发兼具中国本土特色和国际准则的“1+1 ESG评级体系”，旨在与国际可持续发展方向契合，满足国际投资者观察视角的同时，包含中国本土特色指标，更为针对的衡量中国企业的ESG表现，为国际投资者参与到中国ESG投资市场提供有效的参考依据。在市场验证下，路孚特、德交所等已在其投资管理中开始关注中国本土ESG指标补充，德交所下属指数公司STOXX与中财大绿金院合作开发“STOXX-IIGF中国A股ESG指数”。
三、城市的经济主体——企业的ESG发展
随着应对气候变化和“双碳”目标成为热点议题，“可持续发展”“企业社会责任（CSR）”“环境、社会和治理（ESG）”都被推上前所未有的风口浪尖，虽然在一些场景下存在这交替使用的出现，但究其根本还是有着一定延伸、演化后带来的本质差异。
可持续发展是企业社会责任（CSR）和ESG之目标所在，是最终实现和达成的宏观框架，且可持续之于不同实体或有着截然不同的方向和内容。相较而言，企业社会责任（CSR）和ESG都将更为具象化于执行和行为。
企业社会责任（CSR）则颇具有ESG发展前身的意味，由欧美早期工业革命下剧烈的环境负面反应下提出。相较于ESG，CSR表现为更“印象主义”的模糊和定性行动，是企业收益后对社会和环境的正向回馈。但如何将企业的价值链与社会和环境效益进行捆绑还较为纠结，尤其是随着时间推移社会和环境问题愈渐突显、有限资源冲突渐现激烈的情况下，CSR开始显现出其不足以应对评定需求的增加。
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为可持续发展和企业负责任行为的最终落点和实践工具，其将使长期以往的期待和努力变得可衡量、可跨行业评价、可风险预测和规避，ESG通过质性和量化指标设计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使其可将可持续发展议题依据不同目标主体作针对性解构，在具有普适性跨维度和行业同比的同时，以实质性/关键议题设置提升其风险分析和管理的能力。
现阶段，如上文所述，从国际到国内均尚未设有统一的ESG指标体系，但也意味着我们有更为深入参与体系设计和适应性反馈-调整的机会。尤其是中央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动力，一方面依据国务院国资委2022年5月印发《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方案》中明确以央企上市公司为风向标向市场表达对ESG的执行重视程度；另一方面也立足于区别纯市场盈利目的企业，探寻承担一定社会功能和经济结构支柱角色的中国特色属性的企业ESG发展路径。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也需额外重视ESG国际化语言转述和表达发展，是让资本市场能看见中国ESG的发展速度，同时也因是为提升ESG整体绩效评估的精准度是需要多方努力和将心比心的共同结果，提出多视角下的沟通和磨合需求。
四、城市的经济主体——企业的ESG发展
在推进ESG执行方面，强制性信息披露可以为一种手段，但依旧需要注重阶段性循循善诱和整体意识提升，避免出现“漂绿”ESG仅为形象工程的误解。
ESG阶段性布局，需注重ESG“外源内生”的结构性推进。在经济可持续发展转型需求下，确立ESG能够帮助以个体为标的可持续转型路径探索、机遇识别、风险规避和管理效率提升，并从而督促整体经济向ESG转变的思想。避免将ESG理解为企业形象工程等浮于表面的执行等阻碍ESG发展的最大桎梏。
企业（含金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本质上是可持续的盈利能力，ESG区别于片面的履行“社会责任”，更多的是管理思路的转变。以ESG为指导更为具象化的指标，不仅可以在全球碳中和大趋势下更为敏锐的捕捉企业在价值链各环节的潜存风险，将风险防患于未然或降至可控制范围；更可以拓展更高阶的能力，发现在变革社会中的全新机遇。企业通过识别新机遇和降低风险损失，不仅是对企业各层级管理效率与联接的考验，更是企业在新经济格局下未来可持续发展、可持续盈利能力的根本所在（具体可参考ESG管理“七宗罪”内容描述，治理维度均可灵活替换为不同评价主体下的ESG管理层和执行层）。
表2 ESG管理“七宗罪”
参考来源：中财大绿金院
从ESG行业特性和地缘因素来看，目前之于企业ESG事务的指标多为国际通识性指标，一方面是具有行业特性和地缘性的考量有限，另一方面通用性指标下的指标颗粒度不够，存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引导性不够强、不具有针对性，且在执行上无法有效设置优先级来高效率推动ESG实务进程。对于中国实体企业而言，除了响应强市场需求外，还需紧随我国地方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境况和特点，结合地区环境和社会发展需求渐进式推进，在自身能力范围内作ESG探索，在中央整体的ESG“balance sheet”上作区块划分以实现平衡地区经济、企业发展、稳定民生需求，让可持续发展作深度勾稽。
从北京市规划布局分析，一是可以从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两翼为建设要地，首将ESG理念融入城市发展进程中，并以产业链全生命周期为企业ESG意识深化和发展指向。二是将ESG评价指标（含财政ESG）纳入区域数据统计，以数据为追踪和支撑探寻从城市到产业到企业的ESG体系建设和联动生态圈打造。三是规划ESG发展梯队，参考如“高排放强度-经济支柱产业-2441高精尖产业-产业链”作渐进式推进。四是通过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布局，将新区发展探索经验辐射至京津冀全产业空间和城市ESG发展建设（具体北京市/京津冀产业规划参见如下）。
表3 《北京市“十四五”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2441”高精尖产业
图5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一览
数据来源：中财大绿金院，公开材料整理
五、未来展望
ESG若要实现全面且深入推进，出台统一的标准、框架体系和披露流程是ESG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
从国际视角看，已有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推动全球可持续披露标准建设，发布《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1号——可持续相关财务信息披露一般要求》《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2号——气候相关披露（征求意见稿）》。目前通过参与征求意见稿了解，ISSB披露标准中关于行业特性考量已经对11个大类68个二类行业作了一定程度细化，并针对不同行业关键指标提出定性还是定量信息披露的建议。关于不同区域、文化背景、发展阶段等议题，就像之前我们聊到的固然存在差异带来的指标从设置到披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给企业带来披露难度的同时也不可否认为ISSB的披露标准建构带来挑战。
从国内视角观察，无论是国资委全新成立社会责任局，还是发布《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方案》的文件中要求2023年全部央企控股上市公司需披露ESG报告的要求，以及我们正在参与设计此发文下企业ESG信息披露框架，均是披露标准和框架即将形成一致性的行进过程。
未来的ESG信息披露和评价体系，将是ESG行为市场反馈和ESG投资的重要工具，其评价原则、标准和方法是保证评价结果全面性、客观性、公开性和可用性的核心。因此需关注并体现：
一是国际通用指标，以成熟市场经验反哺国内ESG评级探索，并保证与国际社会交流与对话的同频。
二是本土化指标，杜绝拿来主义的不适配性，ESG评级的有效性需充分考虑地方经济、法制体系、社会和文化等多重背景。
三是行业特色化评估，各行各业差异化的ESG重大性指标需开展针对性评估，以更为精确衡量企业实质性的ESG行动对经营绩效和风险敞口影响。
四是动态调整，ESG评价需综合“地理”和“时间”横纵向两个维度进行适时适地的动态调整含权重调整，以更为匹配不同地域的政策及产业发展阶段、社会民生的差异化需求和潜存风险。
当然，除此指标体系设计和动态更新外，ESG市场数据渠道、数据采集、内容解读、定性/量转化和方法学对未来ESG评价结果和科学发展也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联合国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七十六届会议《新城市议程》的执行进展情况[2]The World Bank. City Resilience Program: Annual Report July 2019 – June 2020
[3]UN HABITAT. Guidelines for Reporting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Urban Agenda.
[4]UN HABITAT. The New Urban Agenda
[5]中国科学院. 地球大数据支撑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
[6]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 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2021）[7]兴业证券，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中国“双碳”投资地图
作者：
邓洁琳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研究员，长三角绿色价值投资研究院研究员
施懿宸 中财绿指（北京）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