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各上市公司正陆续发布2022年度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报告。这也是“双碳”目标提出后行业的一个重要趋势性变化: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关注企业ESG风险,评级也成为衡量企业ESG表现的重要参考。

而从国际层面看,ESG理念已日渐成为践行可持续发展和探索绿色复苏实现路径的共识。“欧美主要国家在政策和市场层面都对ESG理念予以高度关注,并着重推动运用相关标准引导跨国资本流动和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塑造对欧美有利的全球市场。”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高级学术顾问施懿宸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现阶段,如何厘清对ESG管理的认识?ESG是否真的能为投资者提供有效参考,并前瞻性预测企业发展的中长期趋势?如何构建既与国际接轨又具有中国特色的ESG生态体系,加快中国的ESG标准体系建设?在本次专访中,施懿宸详解了上述问题。

《金融时报》记者:ESG理念已成为国际践行可持续发展和探索绿色复苏实现路径的共识。不过也有一些声音对ESG理念提出疑问,认为这一概念“太虚”,或只是企业“装点门面”的一种做法。对此,您怎么看?

施懿宸:在“双碳”目标引导和经济转型的压力下,ESG已成为各界热捧的研究和发展方向。但由于市场对ESG理解和应用不够充分,也造成了一些误解,导致外界利益相关方在短期内形成了ESG“太虚”的错误印象。具体来看,我们总结ESG管理当前存在以下误区。一是仅将ESG作为企业形象工程:只看见成本的抬升,认为ESG是企业的运营负担;二是过度关注ESG评级:由于ESG评级具有指标和方法学的差异性,企业往往只关注评级结果而忽视深层次的ESG理念建设;三是以合规为导向执行ESG行动:企业只针对合规要求做ESG提升,长期处于追赶合规要求的过程中;四是缺乏董事会和管理层的监督与实质性管理:作为典型的结构化组织形态,只有董事会及各级管理层都对ESG重视起来,才可能把相关工作做实;五是公司内部管理体系与ESG不适配:ESG要素管理需要跨部门协调,不适配的管理体系易造成内部管理缝隙、壁垒乃至上升为内部矛盾;六是企业ESG实践与业务战略脱节:ESG实践是去粗存精、由表及里的过程,如果ESG实践割裂于企业实际经营活动,将无法以ESG管理效能提升反哺企业市场能力;七是缺乏ESG评估与监测等配套机制设置:企业需要有实质化的ESG追踪、评估、监测等工具,才可将ESG各环节的设计落实于行。

我认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本质上是可持续的盈利能力,ESG区别于片面的履行“社会责任”,更多的是管理思路的转变。如果企业真正能以ESG为指导,不仅可以在全球碳中和大趋势下更为敏锐地捕捉企业在价值链各环节的潜存风险,将风险防患于未然或降至可控制范围;更可以拓展更高阶的能力,发现在变革社会中的全新机遇。因此,需要从外部监管压力、开展ESG研究和咨询等“由外源向内生”的方式,以个体为标的督促整体经济向ESG转变。

《金融时报》记者:是否有实践数据证明,ESG能为投资者提供有效参考,并前瞻性预测企业发展的中长期趋势?

施懿宸:我所在的中财大绿金院曾基于本院的ESG数据库,对中国上市公司ESG表现与财务绩效水平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我们以2015年至2018年的中证800指数成分股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发现公司ESG表现水平与其财务绩效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ESG得分提高1分,其净资产收益率提升0.02%。这意味着ESG表现较好的公司可以通过提升信用品质、增强抗风险能力、降低融资成本等渠道提升其财务绩效水平。同时,也侧面印证了ESG投资不仅是情怀投资,而是可以帮助投资者甄别出优质企业,与投资回报息息相关。

此外,依托于中财大绿金院与中国建设银行托管部创新开发的国内首个运用全维度公募基金ESG评价体系(涵盖公募基金公司、基金经理、底层资产三个维度),以2019年至2021年中国A股股票型和混合型公募基金产品为研究样本,发现三个特点:一是ESG基金评级高的基金具有低风险和高收益的特征;二是三个维度形成的基金产品综合评级,相较于单独由底层资产得出的公募基金ESG评级,对于基金产品的风险绩效有更好的解释能力;三是ESG基金评级可以协助识别“漂绿”现象和基金ESG风格漂移情况。

《金融时报》记者:不少业内专家提出,目前国内ESG实践正处于发展初期,缺乏统一的信息披露、评级标准。在您看来,ESG评级方面有哪些重要的原则或标准?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的ESG有何特点?

施懿宸:目前而言,ESG从指标设计到评价体系建设仍处于多样化发展、以市场化机制检验和实证阶段。

当前,由于国际标准缺乏针对中国市场的特色化考量、中外ESG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不同,ESG评判标准存在差异;加之中外产业结构的差异、语言和信息获取渠道差异等多重因素,中国A股上市企业在MSCI和FTSERussell等ESG评级中呈现左偏、普遍低估的情况。

我认为,在建设ESG评价体系时,除了国际通用指标外,也要充分考虑地方经济、法制体系、社会和文化等多重背景,关注一些本土化指标,杜绝拿来主义的不适配性。

具体来看,在ESG本土化方面,一是亟须推进ESG发展配套政策,包含但不限于强化ESG信息披露要求、明确ESG指标框架、金融机构ESG风险管理,督促各层级市场参与主体深化ESG发展理念,多视角探索本土化ESG发展亮点和融通难点。二是积极推进本土化ESG指标研究,重点关注本土化特色与国际通用指标的融通、转化,例如,在环境维度融入生态环境与碳中和的相关内容,在社会维度纳入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在治理维度则重点关注国有企业的社会功能性角色,其特有的治理特点和尽职管理等。三是积极探索ESG产品创新研究与实践,以成果与国际资本市场对话,展现差异化ESG指标的重要性。

原创声明

如需转载、引用本文观点，请注明出处为“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