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一带一路”项目环境风险管理的透明度，可以降低中国煤炭等项目在海外的风险，为更绿色、更可持续的发展奠定基础。

2020年，在世界大多数经济体都在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影响下挣扎之际，据商务部统计，中国对“一带一路”倡议国家的投资额增长了30%。投资领域包括交通、卫生、矿业等。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年来，有一个领域始终在中国不断增长的对外投资中始终存在：能源。能源领域是未来全球排放的核心，然而，在全球呼吁绿色复苏的背景下，这些投资也引发了人们的担忧。随着各国认识到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紧迫威胁，中国在“一带一路”项目组合中对煤电的持续支持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根据波士顿大学中国全球电力数据库的数据，2002年至2017年，中国在海外市场投资了价值23.4吉瓦(GW)的煤电机组容量，占海外电厂总投资的30%。

随着日本和韩国的金融机构和政策制定者逐渐对海外煤炭投资进行限制，中国正迅速成为全球最后的煤电开发大国。这一标签，与习近平主席对中国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雄心壮志相悖，也与近期的一系列的低碳化计划、气候承诺，也与中国一再呼吁的绿色“一带一路”不符。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12月2日发布的“一带一路”项目分类机制中，海外煤炭项目对于中国一带一路投资者来说，已经被列入“红色”类别。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由中国生态环境部在2019年第二届“一带一路”论坛上发起。“一带一路”项目分类机制研究团队由“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的20多名研究人员和顾问组成，根据“一带一路”项目对环境的影响，制定了红、黄、绿三种分类。分类考虑了污染控制、减缓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三大要素。与煤炭相关的项目是明确标红的，认为煤炭相关项目会对环境造成重大的、不可逆的破坏，是对环境有重大负面影响的项目。因此，这些项目需要更严格的监督和管理。另一方面，诸如风能和太阳能、绿色港口和再造林等项目，由于其对环境的积极影响或可忽略不计的消极影响而获得绿灯分类。该分类机制指出，应该鼓励绿色项目。

《“一带一路”项目绿色发展指南基线研究》报告中提出的分类机制应该被不同“一带一路”监管机构和部委用以促进共同努力，追求更绿色的海外投资。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政府机构对项目相关风险的管理一直较为松散，并且大多没有关注环境风险这一紧迫问题。例如，2017年，国务院列出了对外投资的 《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中列出了“鼓励开展的境外投资”，但其中并没有关注环境风险的内容。今年10月，生态环境部联合其他四部委和监管部门联合发布指导文件，推动将气候投资纳入海外投资项目目录。今后，各部委、“一带一路”管理机构和金融机构需要合作，就标准和分类达成一致，以加强气候和环境方面的内容。为实现目标，需要迈出的重要一步就是使用项目分类机制。这将使决策者根据项目的环境风险状况制定一份负面清单。许多全球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已经提供了与环境目标不一致项目的排除清单。

截至2020年，已有26个国家的近120家私营和公共金融机构同意将化石燃料排除在投资范围之外。日本7月宣布将收紧对外国燃煤电厂的融资标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公布了一份深入且考虑环保因素的项目排除清单。本月初发布的“一带一路”项目分类机制，希望能带动中国也出台这样一份清单。这将有助于使“一带一路”项目更好地与更广泛的、关键的国际环境实践（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巴黎协定》和生物多样性爱知目标等）相一致，与中国的环境承诺相一致。

这些对能源项目的分类也与从“红色”煤炭转向“绿色”可再生能源的全球趋势一致，尤其是在几个“一带一路”倡议国家。孟加拉国、菲律宾和越南的煤电市场此前位居世界前列，今年它们都计划将其电力行业从煤炭撤离。 巴基斯坦去年制定目标，到2030年，风力、太阳能、生物能和小规模水力发电能力达到发电总量的30%。能源转型正在整个区域有序推进，为以更透明、更系统的方式管理“一带一路”项目的气候和环境风险铺平了道路。

“一带一路”项目分类体系抛砖引玉，为中国解决在海外对煤炭和其他高环境风险项目的担忧带来了许多可能。它将为中国以外地区的能源转型和绿色、可持续发展模式奠定基础。

作者：

王 烨 世界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王珂礼（Christoph Nedopil Wang）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绿色“一带一路”中心主任

编译：

赵乐敏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科研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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