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题目：The impact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carbon emissions: An empirical analysis in China

原文作者：Yue-Jun Zhang

文章期刊：Energy Policy

发布时间：2011年

关键词： 碳排放、金融发展、中国

引言：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并且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经济仍会持续增长，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碳排放的不断增加。为了有效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国政府承诺到2020 年相比于2005年将碳排放强度降低40-45%。引发了广泛关注。另一方面，在一个国家的碳排放过程中，金融发展可能是其中一个重要影响因素。鉴于研究一国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关系的复杂性，本文综合运用协整理论、格兰杰因果检验、方差分解等计量经济学方法，详细全面的探讨金融发展对中国碳排放的具体影响，得出相应结论以及政策启示。

理论分析：

在一个金融体系不断深化的经济实体中，金融发展会通过以下途径影响碳排放：首先，金融发展可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从而加速本国经济增长以及增加碳排放 (Frankel ，Romer，1999)。其次，高效的金融中介通常更有利于消费者的贷款活动，促使消费者更易购买汽车、冰箱、空调等大件商品，排放出更多CO2 （Sadorsky，2010)。最后，金融市场的发展有助于上市企业降低融资成本，增加融资渠道，优化资产负债结构，从而购买新设备，投资新项目，进而增加能源消耗和碳排放(Dasgupta ，2001)。

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反对上述论点。例如，Tamazian (2009)强调，金融发展有助于上市企业促进技术创新，从而提高能源效率，推进低碳经济发展；因此，碳排放强度可能会显著降低。此外，Feijen(2007)发现，治理更先进的企业往往更愿意考虑低碳发展；因此，金融发展可以改善企业的业绩，进而减少碳排放。

综上，可以发现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到目前为止并不明确，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事实上，这一工作对于我国科学设计碳排放强度降低的路径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如果金融发展和碳排放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那么中国金融部门的进一步发展可能会以一种未被考虑的方式增加碳排放，从而增加中国实现减排目标的难度。

实证设计：

1.研究指标：就金融发展而言，一个流行的定义集中在规模上，如银行贷款、股票市场市值、债券市场资本总额除以国内生产总值。考虑到中国债券市场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影响较为有限；因此，本文暂不考虑 。同时，如理论分析所述，尽管金融发展理论上不包括外国直接投资，但在实证研究中，外国直接投资往往也被视为金融发展指标( Sadorsdy,2010)。因此本文也将FDI作为金融发展变量之一。此外，为了防止遗漏变量偏差，在Johansen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时，我们还引入了经济增长作为解释变量。

本文中的所有变量及其数据定义如表 1 所示。所有数据均是年度数据，除外国直接投资之外，都被转换成对数形式。

2.研究方法：本文从两个角度考察了中国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一是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和Johansen协整检验，分别探究不同金融发展指标与碳排放的影响方向；二是基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和方差分解法，比较不同金融发展指标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

结论与启示：

首先，本文发现中国的金融发展，尤其金融中介的规模是碳排放增加的重要驱动力。因此，针对未来碳排放需求的预测，就不能仅仅考虑收入增长的影响。否则，会影响到2020 年实现中国碳排放强度减排目标的实现。

第二，金融中介规模对碳排放的影响大于其他金融发展指标，但其效率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不大。这不仅反映了中国金融中介规模、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之间的密切关系，也为中 国未来的金融改革指明了方向，目标制定应进一步强调金融中介资产的使用质量，发挥金融体系在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中的积极作用。

第三，中国股市规模对碳排放的影响相对较大，但其效率的影响似乎相对较弱。这与中国股票市场演变的特点密切相关。今后，应努力提高股票市场的标准化程度，增强交易流动性。

第四，在涉及的金融发展指标中，外国直接投资对碳排放的影响最小。主要原因是中国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不到 5%，至今还没有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重要动力。不过，在过去几年中，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用于碳密集型行业，因此，随着未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应努力调整利用方向，发挥其在促进低碳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原文摘要：

Given the complexity between China’s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carbon emissions, this paper uses some econometric techniques, including cointegration theory, Granger causality test, variance decomposition, etc.,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carbon emissions. Results indicate that, first, China’s financial development acts as an important driver for carbon emissions increase, which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when carbon emissions demand is projected. Second, the influence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scale on carbon emissions outweighs that of other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dicators but its efficiency’s influence appears by far weaker although it may cause the change of carbon emissions statistically. Third, China’s stock market scale has relatively larger influence on carbon emissions but the influence of its efficiency is very limited. This to some extent reflects the relatively lower liquidity in China’s stock markets. Finally, among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dicators, China’s FDI exerts the least influence on the change of carbon emissions, due to its relatively smaller volume compared with GDP; but it is mainly utilized in carbon intensive sectors now, therefore, with the increase of China’s FDI in the future, many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adapt its utilizing directions and play its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low-carbon development.

文献分析：

王文翰 中央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

指导老师：

王遥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