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社会价值导向型CEO与企业绿色创新

原文作者：权小锋、钱煜婷

发表期刊：金融研究

关键词：社会价值导向型CEO；绿色创新；高管价值导向

一、摘要

本文通过收集CEO慈善组织参与数据研究社会价值导向型CEO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基于2010—2022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研究发现，社会价值导向型CEO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该结果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仍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社会价值导向型CEO主要通过资源基础渠道与绿色意识渠道推动绿色创新。进一步分析表明，该促进作用在非重污染行业、技术密集型行业，以及当CEO权力较大或持股比例较高时更为明显。此外，社会价值导向型CEO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实质性绿色创新方面，且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具有长期价值。本文进一步拓展了绿色创新影响因素的有关研究，也为CEO个体价值导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二、引言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关键在于完善绿色治理体系，这既依赖于新技术、新业态与新模式的支撑，也需要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创新。绿色创新作为五大发展理念的融合体现，既强调以创新驱动绿色发展，也要求创新活动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基础，对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具有引领作用。

基于此，较多文献展开了对绿色创新影响因素的探讨（代昀昊等，2023；王馨和王营，2021）。已有研究表明，高管的性别（Javed et al.，2023）、家乡认同（Xu et al.，2024）等因素均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显著影响。这些发现支持了高层梯队理论的核心观点，即高管的背景、价值观与心理特质将影响其战略决策与企业绩效。

绿色创新通过减轻环境损害或提升环境质量为社会带来公共利益（Orsato，2006）。因此，高管在制定绿色创新战略时，其决策不仅影响企业自身运营，也牵涉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此类决策需要高道德敏感性，要求高管在经济动机与道德考量之间做出权衡（Bendell，2017）。事实上，高管在评估和采纳环境友好型创新时，很大程度上受其个人价值取向、伦理观念以及对创新功能的认知所影响（Flannery and May，2000）。已有研究指出，个体的价值导向存在显著差异（Lange，2000）。本文所关注的“社会价值导向”，指的是个体更倾向于为广泛受益人创造价值，而非仅仅追求经济目标的价值偏好（Bacq and Lumpkin，2021）。基于此，本研究聚焦于中国企业CEO中具有较强社会价值导向的群体，即“社会价值导向型CEO”。这类CEO不仅关注传统经济绩效，更将社会公共利益、环境可持续性与长期综合价值纳入核心决策框架。在此背景下，本文尝试回答以下问题：具备社会价值导向的CEO是否会因其更强的社会责任意识与长远发展视角，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独特的驱动作用?通过系统分析社会价值导向型CEO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本文期望为企业绿色治理中领导者角色的理解提供新的视角，并为通过高层价值引导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有效路径提供理论参考。

本文以2010—2022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CEO社会价值导向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社会价值导向型CEO通过改善企业资源基础与培养企业绿色文化两个渠道显著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该类CEO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因企业技术密集度、污染性质、CEO权力水平与持股数量的差异而存在不同。此外，社会价值导向型CEO对绿色创新的作用主要集中于实质性而不是策略性绿色创新，且该作用具有长期价值效应。

本文研究的边际贡献如下：第一，本文拓展了高管价值观认知实践效应的研究范式。现有研究多从心理学角度考察价值导向对个体行为的影响（Flannery and May，2000），本文将社会价值导向的相关理论延伸至公司治理领域，探索CEO社会价值导向如何引导企业长期主义行为特别是绿色创新决策，为高管价值观认知实践效应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

第二，丰富了绿色创新影响因素的文献研究。已有文献从公司与高管层面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诸多研究（代昀昊等，2023；江鑫等，2024），本文切入CEO社会价值导向的独特视角，从资源基础与绿色意识两个角度探索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有益探索。第三，本研究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发现了CEO社会价值导向对绿色创新的积极影响，且这一效应因不同的企业性质、资源禀赋与高管权力而存在差异，为政府与企业制定更具针对性的绿色发展政策提供一定参考。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由于企业绿色创新主要集中于制造业，本研究选择2010年至2022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公司为研究样本，并对样本进行如下处理：（1）删除样本期间处于特殊处理状态的公司，（2）剔除数据缺失的观测值，并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缩尾处理。最终得到来自1209家公司的13226个观测值。

本文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如下：社会价值导向型CEO的数据通过“慈善中国”中的慈善组织与CEO简历匹配得到；绿色创新数据来自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其他各公司层面的数据均来自中国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CSMAR）。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设定

1.被解释变量。

绿色创新（InvaAp）。本研究重点关注了企业绿色发明专利的申请情况，采用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量作为绿色创新的度量指标（InvaAp），并在稳健性检验中，采用绿色专利的授予数量作为绿色创新的代理指标进行考察。绿色专利的判断参考现有文献，依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推出的“国际专利分类绿色清单”，结合国际专利分类号甄别并提取出样本上市公司的绿色专利数据。

2.解释变量。

社会价值导向型CEO（Social CEO）。本文借鉴现有文献（Feng et al.，2023；Liu et al.，2023），采用CEO是否参与慈善组织作为其是否具备社会价值导向的代理变量。原因如下：首先，社会价值导向的核心在于个人对超越个体利益的集体福祉和长期社会价值的关注与承诺，而参与慈善组织是一种成本较高、信号较强的承诺行为，能有效区分出口头表达与社会价值内化的管理者。其次，相较于内心动机或价值观，慈善组织参与是公开、可查证的行为信号，具有更高的客观性。最后，从行为的一致性来看，一个在社会活动中展现出利他倾向和责任感的管理者，更可能将同样的价值标准融入企业战略决策中。因此，尽管慈善参与并非社会价值导向的唯一体现，但它是一个稳健、可信的识别起点，为研究高管深层次价值取向对企业战略的影响提供了实证基础。基于此，我们根据上市公司CEO慈善组织参与情况来定义我国社会价值导向型CEO。具体而言，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是按照我国《慈善法》“信息公开”要求建设的统一信息平台，本研究从“慈善中国”网站手工收集慈善组织的完整数据，并与CSMAR中CEO的个人简历数据进行比对。如果公司当年的CEO至少参与过一个慈善组织，我们就认为该CEO是具有社会价值导向，代理变量社会价值导向型CEO（Social CEO）等于1。

3.控制变量。

参考现有文献，本文选取公司规模（Size），企业年龄（FirmAge），成长能力（Growth），资产收益率（ROA），资本密集度（Intensity），股权集中度（Top1），董事会规模（Board），独立董事比例（Indepen），作为公司层面的控制变量。同时参考Quan等（2023），控制了以下CEO个人特征的控制变量：二职合一（Dual），CEO任期（Tenure），CEO性别（Gender），CEO受教育水平（Edu）。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3汇报了社会价值导向型CEO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基本回归结果。被解释变量为t+1年的绿色发明专利（InvaApt+1）。根据列（1）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在不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社会价值导向型CEO（Social CEOt）的回归系数为23.289，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列（3）的结果表明，社会价值导向型CEO（SocialCEOt）的回归系数为20.539，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列（2）、列（4）分别为加入控制变量后，t期与t+2期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由社会价值导向型CEO领导的公司未来绿色创新水平持续显著提高。其他控制变量符号符合预期。综合以上结果，社会价值导向型CEO能够显著提高公司绿色创新水平。

（二）机制检验

1.改善企业资源基础渠道

融资约束会抑制企业绿色创新活动（高智林和武咸云，2024）。而社会价值导向型CEO能够通过改善企业与政府、供应链关系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为了验证这一机制，本研究选取WW指数作为融资约束的代理变量，回归结果如表7列（1）所示，SocialCEOt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社会价值导向型CEO能够缓解公司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人才是创新的源泉和核心驱动力，高技能劳动力掌握着核心技术和知识，能够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参考王永钦和董雯（2020）将硕士及以上学历员工认定为高技能人才，采用硕士以上学历员工人数与比例衡量企业人力资源基础。回归结果如表7列（2）与列（3）所示，SocialCEOt均显著为正，说明社会价值导向型CEO能够提高公司高技能劳动力比例，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2.提高企业绿色意识

管理层的社会价值导向有助于企业增加环保投资，从而改善企业ESG表现。参考张光利等（2024）的相关研究，本研究采用上市公司年报中“在建工程”科目披露了企业环保项目的投资情况，并将环保项目加总作为企业当年的环保支出金额。考虑到环保支出金额的右偏特征，本研究对环保支出进行了对数化处理。回归结果如表7列（5）所示，自变量SocialCEOt为正，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即社会价值导向型CEO通过增加企业环保投资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

在企业内开展环保活动，组织环保教育培训有助于塑造企业绿色文化与学习氛围，提高员工的绿色知识储备。为此，本节使用国泰安环境数据库中是否开展环保教育与培训指标作为企业内部绿色活动的代理变量。如表7列（6）所示，自变量SocialCEOt为正，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即社会价值导向型CEO通过增加企业绿色培训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其次，我们还采用“内容分析法”，通过查找样本企业公司官网上有关企业文化体系等陈述语句，是否有关于环境保护的表述，如有“绿色发展”“和谐”“可持续”“低碳”“节约”“减排”等字样，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回归结果如表7列（7）所示，自变量SocialCEOt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即社会价值导向型CEO通过培养企业绿色文化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

绿色创新通常只能产生长期回报，因此管理层风险态度也会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活动。参考谢佩君等（2024），本研究选取公司ROA波动程度来衡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盈余波动性越大说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高。回归结果如表7列（4）所示，SocialCEOt系数为正但并不显著，说明社会价值导向型CEO并不能通过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手工搜集的我国上市公司高管慈善组织参与数据，通过实证检验发现社会价值导向型CEO有助于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活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社会价值导向型CEO主要通过资源基础与绿色意识渠道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进一步分析发现，社会价值导向型CEO对绿色创新的作用在非重污染行业、技术密集型行业以及CEO权力更大或持股数量更多时更显著。此外，社会价值导向型CEO对绿色创新作用更多集中于促进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活动。

本文的研究具有以下启示：第一，对微观企业而言，优化内部治理与激励机制有助于引导管理层关注长期可持续发展。研究表明，具备社会价值导向的CEO能显著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企业可通过制度设计将社会价值内化为战略组成部分，具体可将绿色创新投入、环境绩效改善等指标纳入高管考核体系，并借助市场化手段，使管理者个人利益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目标趋于一致，从而从制度层面激发推动绿色转型的内生动力。

第二，对政策制定与监管机构而言，完善制度环境能够引导资本与人才向绿色创新领域集聚。本研究揭示了高管社会价值导向对绿色创新的驱动作用。进一步健全ESG信息披露的强制性与标准化要求，有助于市场更有效识别具备社会价值导向和良好绿色绩效的企业。同时，通过提供绿色技术研发税收抵扣等政策工具，可降低企业绿色转型成本，在宏观层面引导管理决策聚焦于绿色可持续发展，最终形成“制度完善—导向积极—创新驱动”的良性循环。

尽管本文通过较为严谨的实证设计验证了社会价值导向型CEO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但仍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本文采用CEO是否参与慈善组织作为其“社会价值导向”的代理变量，尽管该指标具有公开、可观测的优点，但其作为单一维度的度量方式仍可能存在内生性偏误。例如，CEO参与慈善组织的行为可能受到其个人声誉等非价值观因素的影响，这可能导致对社会价值导向的识别存在一定测量偏误。其次，样本中具有社会价值导向特征的CEO仅占2.6%，属于少数群体，结论在推广至全体高管时需保持谨慎。未来研究可尝试结合更多元的行为指标（如社会责任言论、环保个人行为等）或实验方法，更全面地捕捉高管的社会价值导向，以增强研究结论的稳健性与普适性。

作者：

李雨珊 中央财经大学国家财经战略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指导老师：

王 遥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