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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GF年报 | 2024年绿色信贷进展报告

发布时间:2025-08-02

2024年,我国绿色信贷市场陆续出台利好政策、市场规模保持增长、多元机制创新协同。截至2024年末我国人民币本外币绿色贷款存量规模已突破35万亿元,增速远超各项贷款平均水平。政策与标准层面,绿色标准体系进一步统一、地方激励性政策持续推出。市场层面,商业银行在绿色信贷领域表现活跃,金融机构已普遍将环境风险纳入信贷管理。但尽管成果显著,绿色信贷仍面临收益空间有限、信息不对称、市场供需错配等挑战。本报告主要对2024年绿色信贷发展情况进行总结。

一、发展概述

(一)政策进展

1.顶层政策推动绿色金融提质增效

2024年,国家层面出台了多项绿色金融相关政策,加快部署绿色金融大文章,引导绿色信贷提质增效。4月央行等七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指导意见》,部署绿色金融大文章的关键举措。随后金融监管总局针对银行业保险业提出“五篇大文章”指导,强化将绿色金融纳入行业核心战略,推动银保金融机构积极稳妥发展绿色金融。7月,三中全会后出台的《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提出丰富绿色转型金融工具、完善绿色转型政策体系。10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印发《关于发挥绿色金融作用 服务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旨在加大重点领域支持力度、提升绿色金融专业服务能力、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强化实施保障。

从顶层政策引导方向对绿色信贷的影响来看,一是进一步强调信息披露、提升绿色信贷的质量。相关要求主要包括完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与指南、推动金融机构和融资主体开展环境信息披露、提升信息披露和评估质量、推动绿色金融产品的评级体系建立。二是丰富应用场景,拓展绿色信贷的支持领域。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等新兴议题与场景的支持,同时鼓励不同类型银行机构形成差异化市场定位,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业务模式。三是重视风险管理,提出要逐步将气候变化相关风险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鼓励金融机构运用气候风险压力测试、情景分析等工具和方法,有效应对转型风险,提升绿色信贷的资产韧性。

2.《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2024年版)》发布

《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2024年版)》(下称《2024版》)的发布,是在“双碳”战略深入推进背景下优化产业绿色转型引导的重要一步,其核心目的是通过明确绿色低碳转型产业的界定标准和重点领域,引导资金、技术、政策等资源向低碳方向倾斜,加速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作为绿色信贷投放的重要指引性文件,《2024版》提出后续将通过“定期更新+动态评估”,结合技术进展灵活调整目录,避免政策滞后,同时进一步明确目录内项目可优先获得绿色信贷、绿色债券支持,并纳入央行碳减排支持工具范围。

《2024版》目录从“绿色产业指导目录”更名为“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进一步反映出实现“双碳”目标而对绿色产业发展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多方面需求。《2024版》包括7类一级目录、31类二级目录、246类三级目录,覆盖节能降碳产业、环境保护产业、资源循环利用产业、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生态保护修复和利用、基础设施绿色升级以及绿色服务。与2019年版《绿色产业指导目录》(下称《2019版》)相比,除目录名称调整外,一是优化了目录结构。《2019版》中的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2类一级目录中均包含污染治理、资源循环利用的内容。《2024版》将上述2类一级目录调整为节能降碳产业、环境保护产业、资源循环利用产业3类一级目录,相应调整有关二级目录、三级目录设置,使产业边界更加清晰。二是拓展覆盖范围。新增了温室气体控制、重点工业行业绿色低碳转型、绿色物流、信息基础设施、绿色技术产品研发认证推广、新污染物治理、氢能“制储输用”全链条装备制造等一批新兴的绿色低碳转型重点产业,引导政策和资源支持相关产业健康发展。三是明晰产业内涵。更新完善了《2024版》各条目的解释说明内容,明确了各类产业的具体内涵、最新法规政策和标准规范要求,有助于防止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推动相关行业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发展[1]。

从对绿色贷款的引导意义来看,目录明确加强绿色金融与转型金融衔接,鼓励金融机构为符合要求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同时《2024版》目录的更新有助于进一步推动金融管理部门完善绿色贷款统计等制度标准,引导绿色信贷支持更多有助于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的领域[2]。

3. 明确碳减排货币政策工具延续至2027年年末

2024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明确提出延长碳减排支持工具实施年限至2027年年末,贷款适用范围和条件延续;同时研究制定转型金融标准,为传统行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提供合理必要的金融支持。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于2023年末到期,存量资金继续有效发挥作用。截至2024年底,两个工具余额分别为4385亿元、2073亿元,碳减排支持工具累计支持金融机构发放碳减排贷款超1.2万亿元。

图1 2024 年碳减排支持工具和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余额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4.逐步建立转型金融政策部署

多项顶层政策提及转型金融,强调要推动绿色金融与转型金融的有效衔接。2024年3月,《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指导意见》多次提及转型金融,提出“按照国家绿色低碳发展战略,科学制定、规范实施清晰可执行的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标准”“加快研究制定转型金融标准,将符合条件的工业绿色发展项目等纳入支持范围,明确转型活动目录、披露要求、产品体系和激励机制等核心要素”“鼓励金融机构利用绿色金融标准或转型金融标准,加大对能源、工业、交通、建筑等领域绿色发展和低碳转型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高排放行业和高排放项目绿色低碳转型”等具体要求。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指出要丰富绿色转型金融工具,研究制定转型金融标准,为传统行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提供合理必要的金融支持。10月,《关于发挥绿色金融作用 服务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也强调要健全金融机构内部管理体系,鼓励金融机构优化绿色低碳转型领域授信管理,探索建立生态信用行为激励机制,将企业降碳、减污、扩绿等表现作为贷款审批、额度测算、利率定价的重要参考因素,推动建立统一的绿色金融、转型金融标准体系。

此外,多地也根据地方产业特色先后发布了相关转型金融指导文件。例如浙江省《纺织行业转型金融支持经济活动目录》、贵州省《化工、建材、有色行业转型金融支持技术目录(2024年版)》、广东省《陶瓷行业转型金融实施指南》、广西省《铝产业转型金融支持指导目录(试行)》等[3]。

5.出台专项信贷政策配合设备更新等行动

提升设备安全可靠性,促进产业的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发展是设备更新的重点领域,其中多个领域也是绿色信贷支持的重点方向。2024年,我国先后发布《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关于实施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政策的通知》《关于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政策有关事项的补充通知》等政策,提出通过中央财政贴息和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重点支持工业、能源、交通等领域的高端化、智能化,特别是绿色化设备更新,由此也进一步提振了绿色金融的市场需求。同时,人民银行发布设备更新再贷款工具,该阶段性工具发放对象为21家全国性金融机构,支持其向制造业、社会服务领域和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设备更新改造提供贷款。

从整体市场来看,相关政策与消费激励性政策等形成组合拳,成果显著,截至2024年底,全国银行业已与企业签订设备更新贷款合同金额超过8000亿元,已实际发放近2000亿元用于设备升级。中国银行等主要国有银行正加速布局,截至2024年末其设备更新项目授信签约超1200亿元。

(二)市场进展

1.绿色信贷余额达36.6万亿元,贷款余额占比达14.31%

截至2024年末,我国人民币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36.6万亿元,同比增长21.7%,高于各项贷款增速14.5个百分点,全年增加6.52万亿元,突破35万亿元,绿色贷款余额占各项贷款余额比例达14.31%。从金融机构贷款投向项目看,投向具有直接和间接碳减排效益项目的贷款分别为12.25万亿元和12.44万亿元,合计占绿色贷款的67.5%。

图2 2024年金融机构绿色贷款投向项目占比(按绿色贷款余额)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2.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等增速继续保持领先,绿色贷款投放行业集中度降低

从绿色贷款投向用途看,基础设施绿色升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和节能环保产业贷款余额分别为15.68、9.89和5.0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8%、25.6%和19.6%,占比分别为42.84%、27.02%、13.77%,比年初分别增加2.60万亿元、2.02万亿元和0.82万亿元。

图 3 2024年绿色贷款投向用途占比(按绿色贷款余额)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从绿色贷款投向行业看,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绿色贷款余额8.85万亿元,同比增长20.9%,比年初增加1.52万亿元,占比为24.18%;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绿色贷款余额5.92万亿元,同比增长11.5%,比年初增加6145亿元,占比为16.17%。此两类绿色信贷余额加总占比进一步下降至40.35%,其余绿色低碳领域的绿色信贷余额占比增长至59.65%,绿色信贷投放集中度降低。

图4 2024年绿色贷款投向行业占比(按绿色贷款余额)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3.各类型银行绿色信贷增速及结构占比迎来双增

在“绿色金融”大文章的政策引导下,多家银行绿色信贷增速及结构占比实现突破。从信贷总量来看,根据各银行2024年年度报告计算,2024年末绿色信贷余额超万亿的银行数量为5家,依次为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从银行性质来看,在国有银行方面,工商银行以6万亿元绿色信贷余额居于首位,中国银行以31.03%同比增速领跑,大部分国有银行也均保有20%以上的同比增速。在股份制银行方面,兴业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绿色信贷余额均超过5000亿元,其中兴业银行以超9600亿元居于首位,广发银行、光大银行、渤海银行同比增速均超过40%。在地方法人银行方面,随着国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美丽中国建设,地方在绿色融资方面需求日益增加。哈尔滨银行、蒙商银行、厦门银行、宁夏银行等八家银行同比增速均超40%。

表 1 2024年政策性银行、国有银行和部分股份制银行绿色信贷余额统计


表 2 2024年政策性银行、国有银行和部分股份制银行绿色信贷余额统计

数据来源:各银行2024年年度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或社会责任报告。

数据方法:绿色信贷余额及同比增速数据由各行报告直接披露。绿色贷款占本行贷款余额比例由绿色信贷余额除以各行客户贷款及垫款总额计算所得,其中各行客户贷款及垫款总额均未加应计利息及未减贷款减值准备。



3. “生态主题金融产品”“蓝色金融”“转型金融”等是产品创新重点领域

在生态主题金融方面,当前银行业实践主要围绕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展开。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银行业绿色信贷多与生态修复、野生动植物栖息地保护等有关,通过绿色普惠农业碳汇贷款、改善生态环境专项贷款等机制创新,推动了生态环境保护与金融工具的结合,如恒丰银行菏泽分行下拨浮龙湖生态环境专项贷款500万元用于支持浮龙湖生态型渔业发展,为野生鱼类栖息环境的改善注入金融活力。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面,多家银行基于生态资产的确权和交易发展金融产品,如光大银行南京分行通过支持当地生态环境优越地区的农业发展,将农田转化为碳汇资源,为农业项目提供了贷款增信依据。

在蓝色金融方面,伴随可持续海洋经济体系建设力度的加强,“蓝色金融”进一步发展。2024年,银行业对于蓝色金融市场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持续开发新产品,助力海洋技术产业进步和海洋经济发展。蓝色金融的创新应用在海洋渔业领域,通过丰富抵押物等举措缓解渔民面对的资金紧张问题,有效推动了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如农业银行允许海域使用权作为抵押,灵活支持养殖与相关设备投入。

在转型金融方面,以可持续发展挂钩类产品为代表的产品发展较快,挂钩指标日益丰富,涵盖节能减排、企业评级等多个创新领域,具体指标包括绿棕指标、碳信用评级、综合能耗指标、知识产权数量、ESG评级、绿色算力指数等。挂钩条款主要表现为贷款利率的调整,呈现出根据企业绩效目标的达成情况,利率上浮或下调的特点。例如,重庆银行的“工业绿效码”贷款,当企业的工业绿效码等级提升时,贷款利率下调20bp,以此激励企业提升自身绿色化水平。

表3 生态相关金融贷款产品示例


表4 蓝色金融贷款产品示例


表5 转型金融贷款产品示例

资料来源:各银行2024年可持续发展报告或社会责任报告。

3. 部分金融机构更加重视气候风险识别、评估等机制建设

中国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等多家银行将气候环境风险纳入绿色金融重点工作,建立“识别、评估、管理”全流程机制。在识别方面,邮储银行建立了环境信息数据库以识别气候风险,光大银行推进了碳排放数据核算和情景分析体系以提高其识别气候风险的能力。在评估方面,银行业通过抓取风险要素、压力测试等举措对高风险行业及客户进行重点审查,以农业银行为代表的多家银行针对受平均气温上升、土地荒漠化、海平面上升等长期趋势影响较大的行业以及受转型风险冲击较大的传统能源行业、高碳行业加强风险评估;邮储银行、渤海银行等通过开展气候压力测试,评估碳排放成本对信贷资产品质的影响。在管理方面,主要通过制度创新、能力提升与金融科技的应用避免“运动式”减碳。在制度创新上,各大银行积极推动ESG制度建设与流程优化,明确气候风险治理职责划分和管理路径。如浙商银行制定《浙商银行环境、社会和治理风险管理办法》,将气候与环境风险全面纳入信贷准入、风险预警与信贷审查等环节,实现从事前评估到事中监控、事后审查的闭环管理机制。在能力建设上,交通银行等多家银行定期开展气候和环境相关风险管理主题培训;在金融科技应用上,部分银行推动风险管理工具数字化、智能化。

二、面临挑战

(一)银行息差陡降压缩盈利空间,加大银行绿色金融发展压力

近年来,金融市场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银行息差呈现出持续下降的态势,这对银行的整体盈利能力产生了严重的挤压效应。绿色信贷业务作为银行信贷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自身特点,在当前息差收窄的背景下,原有FTP基点优惠优势下降。叠加绿色信贷业务重点投放项目往往建设运营周期长、技术路线新颖,市场前景不确定因素较多,在息差收窄的大环境下,绿色信贷业务的利润空间被进一步压缩,银行在拓展绿色信贷业务时不得不承受更大的成本压力或面临更高的风险管理需求。

(二)转型金融供需矛盾突出,难形成规模投放的显著效应

在需求端,高碳行业深受周期性低谷及盈利能力下滑困扰,自主转型投入意愿普遍不强,且较容易开展的转型活动在前期已基本落地,后续待转型项目多为投入风险高、回报周期长的难点领域。同时,具备转型能力的大型企业倾向于依赖自有资金,而供应链上迫切需要资金的中小企业,或因缺乏抵质押基础或转型信息披露能力等,融资能力不足,难以获得有效支持,导致有效转型融资需求整体偏弱且分布失衡。在供给侧,转型活动固有的复杂性,包括技术目录前瞻性不足、过程性风险难以在事前精准评估等,显著加剧了银行的放贷审慎性;加之银行传统的授信管理框架难以充分适应转型金融的特殊性,地方分支机构审批难度较大,金融机构规模化提供转型贷款的能力受限。

(三)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出现新形势,传统授信管理流程尚未充分适应

产业绿色化转型催生大量新技术、新业态,对金融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当前授信管理主要依赖历史财务数据、有形资产抵押和强担保,对绿色项目的技术风险、政策稳定性及环境效益实现等关键新兴风险因子缺乏有效评估能力。另一方面,绿色项目的商业模式和现金流结构也呈现出“投资集中、阶段收益”等新特征,如新兴的碳捕集利用与封存项目前期需投入巨额资金建设捕集设备,待项目投产后分阶段通过碳指标交易产生收益,但银行标准化审批模板仍依赖厂房土地等传统押品,易造成企业在关键节点面临资金错配。此外,有效分散风险的银保合作亦存难点,如针对特定环境风险的保险产品供给不足、银行与保险机构间风险评估标准不一及数据共享不畅,限制了风险共担机制的推广,加剧了信贷投放的审慎性。这种机制调整的滞后性,制约了金融对绿色转型的高效支持。

(四)气候风险与ESG风险管理的基础数据不足,风险管理机制短期难以全面建立

一方面,气候风险的识别与评估本身具有高度复杂性,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的量化方法仍在探索中,缺乏统一、权威的标准和可靠的预测工具。这使得银行难以准确预判气候变化对不同区域、不同行业借款人偿债能力的潜在冲击,无法将气候因子真正内化到信用风险定价模型中。另一方面,环境和气候数据的缺乏、不完整及质量参差不齐,严重制约了风险评估的全面性和准确性。银行在开展客户碳排放核算、环境合规审查及ESG表现评估时,普遍遭遇企业层面数据披露不足、核算口径不一、历史追溯困难等障碍。这种基础数据的缺失和不完善,加之评估方法的不成熟,使得金融机构在短期内难以建立起系统化、全覆盖的气候风险与ESG风险管理机制,风险识别、量化、监测、缓释及报告等关键环节的准确性与有效性也成为制约绿色信贷深度发展的瓶颈。

三、发展建议

(一)建立差异化绿色金融市场定位,突破绿色融资利率“内卷”圈

面对息差收窄对盈利空间的挤压,银行亟需构建覆盖不同类型企业全生命周期、融合多元金融服务与科技赋能的综合服务模式。一方面,坚持差异化市场定位,大型银行可发挥网络渠道、业务功能协同等优势,围绕“五篇大文章”探索创新,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科技强国建设;中小银行则立足当地开展特色化经营,要发挥服务城乡居民、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的生力军作用,加大乡村振兴等领域融资支持,形成错位竞争优势。,另一方面,通过灵活运用“投贷联动”、“信贷+融资租赁”、“信贷+保险”等组合工具,满足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和项目节点的差异化融资需求。同时持续发挥金融科技在精准识别和风险定价中的作用。比如完善环境信息披露、碳核算、第三方评估等多维数据,开发智能化的绿色项目质量评估体系;立足长期发展视角,通过动态筛选加强优质绿色资产识别。

(二)政策市场两端协同发力,激活转型金融规模动能

破解转型金融供需失衡困局,需政策引领与市场创新双轨并进。一方面,政策端重在构建共识与标准。以绿色金融体系建设为基础,从标准体系、统计制度、激励举措等方面加强转型金融与绿色金融的衔接,用好现有基础发展转型金融,优化市场导向、增强可操作性。另一方面,金融机构需从战略层面进一步深化发展转型金融必要性的认识,同时从实操层面增强对高载能行业转型升级路径与市场空间的研判能力,将转型金融与设备更新、降碳改造等明确场景设计相结合,将发展转型金融与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煤电灵活性改造、水泥行业低碳技术升级等重大工程相衔接。同时针对大型企业和供应链企业提供差异化转型融资支持方案。此外从推动转型发展的大局来看,仍需加强产业、金融、财政协同,譬如通过发展转型相关的保险产品、建立风险补偿资金池等方式分摊风险。

(三)加快跟进行业转型进程,优化绿色金融授信管理流程

加速响应新业态、新模式和新风险特征,优化传统授信流程的关键在于实施更趋差异化、更具前瞻性的授信策略。一方面,强化差异性。加强对行业细分领域的深耕研判,关注细分市场和产业链细分环节,针对个性化的商业模式、技术成熟度、政策支持、风险特征等进行画像,谨防“一刀切”的综合授信政策。另一方面,增强前瞻性,加速形成基于深入理解金融市场动态,进行高效策略布局和风险管理的前瞻性思维模式。积极借鉴“技术流”授信理念,构建融合技术可行性深度研判、环境效益可量化评估以及商业模式可持续性分析的立体化风险评估框架。结合产业发展趋势和公司创新能力,加快将知识产权、科研成果等软实力嵌入信贷审批模型。

(四)逐步夯实风险管理基础设施,优化风险评估机制

银行需采取系统性、渐进式策略,着力夯实数据基础并完善评估方法。紧跟信息披露标准和市场建设进程,持续通过整合利用物联网设备监测、大数据平台等外部数据源,搭建绿色金融数据库,强化数据更新的及时性。同时在评估机制建设上,银行可采取分步走策略,譬如初期选择以火电、钢铁、建材等高碳排或易受气候风险影响的行业开展压力测试试点,初判行内信贷资产风险水平;中期逐步将量化后的气候风险因子纳入银行内部的信用风险评级体系和贷款定价模型,逐步建立气候风险资产分类与拨备计提标准;经过积累,远期构建起覆盖风险识别、动态监测、信息披露等的综合管理体系。

参考文献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同志就《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2024 年版)》答记者问[EB/OL].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3/content_6935420.htm.

[2] 王遥,刘慧心.明晰绿色低碳转型方向强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支撑——《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 (2024 年版) 解读》[EB/OL]. https://iigf.cufe.edu.cn/info/1012/8481.htm.

[3] 刘晶宁.国内外转型金融标准发展研究及我国地方转型金融实践分析 [EB/OL]. https://mgflab.nsd.pku.edu.cn/yjcg/gzlw/847bbd8a46924ef9bd7a3776cb80732b.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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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傅奕蕾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研究员

高海洋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科研助理

研究指导:

任玉洁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绿色金融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