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人民政协报》对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王遥教授专访。

要GDP，不要《巴黎协定》，特朗普为“美国优先”甩“包袱”

定基座，想办法，中国在绿色金融领域的探索正在发挥积极作用

碳排放重灾区在新兴经济体，而且这种排放量呈现出上升趋势，但这些国家往往一没技术二没钱。发达经济体虽然也面临着较重的减排任务，但它们同时要为新兴经济体的减排出钱出力。

唯一不变，即变化本身。

美国东部时间6月1日下午三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将退出《巴黎协定》。

虽然隔着时差，但此消息一出，包括中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都迅速做出反应，重申履行《巴黎协定》承诺的立场。

美国为什么要放弃？他国为什么要坚持？这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气候变化协定之命运备受关注的背后，钱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全球绿色金融的发展现状以及未来路径又是怎样的？

■■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治理美国“甩包袱”同时丧失机会

《巴黎协定》，全称《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是2015年12月12日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通过、2016年4月22日在纽约签署的气候变化协定。去年9月3日，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中国加入《巴黎协定》，成为23个完成了批准协定的缔约方。它被很多业界人士称之为历史上第一个几乎包括全球所有国家通过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有关气候变化的协定。甚至有人称其是“全球气候监管法”，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其规定了缔约方应加强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全球应对，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而努力。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要让一份“协定”真正变为行动，资金是最重要的“粮草”之一。《巴黎协定》首先对发达国家提出了每年筹资1000亿美元，通过绿色气候基金等方式支援发展中国家的要求。

而据最新的公开资料显示，特朗普决定退出《巴黎协定》的原因之一，就是他认为此举是通过绿色气候基金将财富转移到了其他国家。在他看来，为了将美国的经济增速提升至3%-4%，美国需要一切形式的能源。

“从特朗普的角度来说，退出《巴黎协定》有助于美国重新振兴煤炭、石油等传统化石能源产业，刺激美国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王遥如是表述。

虽然业界对特朗普本次决定的评价是其“美国优先”的又一次印证，但多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事情本身，已经没有退路。摆在眼前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全球气候治理，发达国家不愿出钱，发展中国家又没太多的钱。钱从哪里来？

“碳排放重灾区在新兴经济体，而且这种排放量呈现出上升趋势，但这些国家往往一没技术二没钱。发达经济体虽然也面临着较重的减排任务，但它们同时要为新兴经济体的减排出钱出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道破了玄机。

但在他看来，出钱不一定就是坏事，发达国家在促进环境优化的过程中，如果多花一些心思在全球布局绿色产业，其实会获得更多机会，也会从中摸索出绿色金融的盈利模式。

王遥也提出，美国可能因此错失下一轮清洁能源产业革命的良机，并且失去在绿色低碳发展领域的领先地位。

■■除了政府政策倾向

绿色金融市场也能帮助气候改善

绿色金融，在金融行业中既不是个新词，也没有清晰的界定标准。概论而言，一切出发点为环境友好型的金融行为，都可被称为绿色金融。业界人士认为，真正的绿色金融，其作用不只限于治污治水，还应引导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因此责任更为重大。

从实际情况看，由于各种原因，很多国家面临着绿色金融体系较难建立、业务发展无法得到保障的难题。以全球最为关注的碳排放为例，据鲁政委介绍，截至目前，形成规模和体系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只有两个，分别是欧洲碳交易市场和美国加州碳交易市场。

聚焦当下，在王遥看来，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意味着美国政府将很可能减少甚至放弃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资金援助，阻碍资金从碳密集型资产（主要为各类化石能源）流向低碳绿色资产，这必将打击全球绿色投资者的信心。同时，作为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世界经济大国与金融强国，美国的退出势必为全球气候融资、金融系统的绿色化进程乃至全球气候治理格局的形成带来影响。

政府在促进绿色金融方面应扮演怎样的角色？

“推进《巴黎协定》需要很多钱，但各国政府最好不要一味自掏腰包。”鲁政委这样说，在其看来，应通过制度安排，发挥市场的积极性，“比如可以降低绿色融资在资本占用时的风险权重，对企业绿色债权项目的受偿权居于其他债权之前，以此让金融机构更愿意贷款给企业。”

“应先夯实全球绿色金融的基座。”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全国政协委员、泉州市政协副主席骆沙鸣提出，各国可以通过完善担保、审计、会计等基础性的工作，先把绿色金融的生态环境建立起来。

■■完善金融服务基础

中国绿色金融有望获全球话语权

在不少业界人士看来，中国正在成为全球绿色金融领域中的一匹“黑马”。

“一方面，我们在不断改善自己的环境，另一方面，我们要对外输出环保等级更高的产品和服务，这就给国内的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提出了要求。现在看来，它们做得都不错。”据鲁政委介绍，我国有望在今年推出全国统一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同时，由于欧洲在绿色产业的发展中颇具优势，且仍在坚定支持《巴黎协议》，因此如果中欧联动，甚至不排除未来推出以人民币为结算货币的碳排放交易市场。

从日本到澳大利亚，再到其他一些国家，这些地方居民生活方式中根深蒂固的生态环保理念，给骆沙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多年来他一直在跨行业跟踪研究绿色金融发展的进程，并从本国国情出发，思考推进绿色金融发展的路径。

“从长远看，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对中国在绿色金融领域争取更多全球话语权、释放影响力更为有利。同时，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沿线国家的投资项目选择上，也更倾向于绿色发展。当然，需要注意，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走出去’的企业应将绿色供应链作为优先政策，促进当地绿色转型绿色发展。”骆沙鸣这样表示。

提到“一带一路”，就不能不提由我国推出的丝路基金，这一基金按照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原则设立的中长期开发投资基金，重点是在“一带一路”发展进程中寻找投资机会并提供相应的投融资服务。

“丝路基金的投资原则之一就是注重绿色环保和可持续发展，重点推动清洁、可再生能源领域多层次互动，形成能源资源广泛合作。”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绿色金融部副主任曹明弟表示，丝路基金首期资本金高达100亿美元，成立仅两年再增资1000亿元人民币，凸显了中国创新性绿色金融的有效性，和对“一带一路”投资绿色化的巨大杠杆作用。据粗略估算，目前丝路基金所参与项目涉及的总投资额已达到800亿美元，撬动了约10倍的其他资金。

“对中国而言，我们需要的是发展，是坚守大国责任。”在王遥看来，中国绿色金融发展迅速，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中国绿色金融的发展不仅是促进我们经济向绿色转型的重要力量，也为金融业自身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新契机。从政策上看，绿色金融已上升为中国的国家战略，而从实践上看，近年来，中国绿色债券市场高速发展，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债券市场，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指数等绿色金融创新产品不断涌现。从绿色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来看，绿色信用评级和认证、绿色项目库以及相关能力建设等工作，也逐步在开展。不过，王遥也提到，我国绿色金融体系依旧不够完善，实现社会经济的低碳可持续发展仍须金融领域有更多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