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绿色金融是我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双碳”目标实现、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我国通过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方式探索绿色金融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并取得积极成效，与此同时更多地方开始探索绿色金融、转型金融赋能地方发展的有益实践，以使其在推动地方绿色转型发展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一、地方绿色转型发展的必然性
绿色转型是地方破局发展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奇迹，但同时还伴随着一系列发展质量的问题亟待完善。发展方式问题造成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部分行业存在产能过剩、资源约束力增大、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等问题，亟待探索新的增长模式以实现可持续发展。高耗能、高污染重化工业产能明显过剩，制造业大而不强，现代服务业发展不充分等结构性问题突出，亟须挖掘新发展动能完善产业结构[1]。
以某煤炭大省为例，该省煤炭资源储备丰富，长期以来是全国主要的煤炭输出地区，是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煤炭相关产业成为该省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柱。根据当地的“十四五”工业和信息化发展规划，“十三五”时期该省已经形成了以煤炭开采和洗选为引领，以煤电、现代煤化工、有色冶炼等产业等为延伸的产业结构，煤炭、焦炭、PVC、甲醇、烯烃、电解铝、铁合金等大宗工业产品全国市场占有率达到 28.3%、7.8%、20.3%、21.9%、33.4%、14.3%、26.5%，分别比 2015年提高4个、1个、6.1个、4个、11.9个、6个、10个百分点。但仅依赖煤炭产业的发展仍是有限的，包括由此带来的能源消费总量较高、能源利用效率偏低的困局亟待破局。以 2020 年的数据为例，该省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高达 31.22吨二氧化碳当量，而大部分省份人均碳排放均低于18吨二氧化碳当量。此外还需进一步解决煤炭资源依赖与生态环境改善之间的问题等，因此需要改变传统的发展模式，通过绿色转型带来发展的新机遇。事实上当地也在从新旧两条路着手探索发展的新路径，以便在“腾笼换鸟”中降低对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的过度依赖。
绿色转型是行业升级的必然规律。制造业高质量转型升级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2]，也是构建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一环。绿色化正在成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通过实现生产要素投入低、资源配置效率高、品质提升实力强、生态环境质量优、经济社会效益好的高质量发展[3]，是制造业持续增强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是深化制造业能力建设的必然选择。
以某市纺织行业为例，纺织业是该市传统支柱产业，综合发展能力领跑全国。根据该市工信局发布信息，该市的纺织业总量规模全国第一、产业链布局完备程度全国第一、技术创新水平全国领先，已成长为初具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构筑起在全球产业格局中竞争的新优势。然而，纺织业由于生产工艺与产品属性的特点，具有资源使用密集、生态环境影响较大、附加价值有限的特点，尤其是传统纺织业在获取生产要素上渐显乏力，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和土地价格升高、资本获取能力下降。因此，要巩固传统产业基本盘，稳定工业经济增长，以纺织业为代表的传统行业应顺势调整结构，传统生产制造环节或将压缩，整体向高附加值环节推进。
二、金融支持地方绿色转型需考虑的因素
一是要充分考虑地方转型的时间表与路线图。“双碳”目标明确了地方转型的总体要求 ，尽管不同地方因其发展基础，包括经济特点、能源结构、社会就业等不同，转型时间表与路线图也不尽相同，但建立周期性的社会发展共识是十分必要的。转型时间表与路线图，共同组成引导地区转型进展的框架，有助于社会形成转型发展的共识，同时有效防范转型进度或路径偏移的风险。一个地方的转型时间表与路线图，也为金融支持的重点任务指明方向。
以某煤炭大省为例，煤炭产业是其发展的支柱型产业，当地推进低碳转型需围绕煤炭转型做文章。一方面要利用当地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区域优势，加快煤炭依赖型城市中风光等可再生能源高比例发展，在能源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实质上降低减排压力，并以能源结构改善引领煤炭依赖型城市的产业用能模式与用能结构的调整，实现新动能驱动的新发展机制。另一方面，“十四五”时期，煤炭仍将是我国的主体能源，对于煤炭依赖型城市而言，煤炭依然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性。综合来看，煤炭依赖型城市转型需经历三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为煤炭产业的重要战略窗口期（2030 年以前），煤炭依赖型城市转型首先需以保障能源安全为前提，科学供给优质煤炭产能，并不断提升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能力。第二阶段是煤炭快速减量期（2030—2050 年），煤炭产业处在深化转型发展期，需顺应煤炭从基础能源向调节性能源转变的趋势，加速配合新能源发展。第三阶段是迈向碳中和的冲刺期（2050—2060 年），此阶段煤炭行业与全国碳减排进程同步，基本实现全方位转型，煤炭依赖型城市的新旧动能转化已接近尾声。
二是要充分考虑行业发展的差异性。一方面，不同行业之间存在着差异，包括市场需求、技术趋势和竞争状况。同样以某市为例，以纺织业为代表的传统行业，绿色转型的政策导向性鲜明、转型路径相对清晰，转型发展与产业的提质增效保持了较高的协同度，因此低碳转型是行业发展的重中之重。而计算机、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由于其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产业发展动能尚未充分释放，从政策导向、市场表现等多维度来看，绿色转型并非行业发展的唯一首要任务，深挖产业发展的潜力仍有较多空间。另一方面，同一行业内细分领域的转型方式亦有差异。受到生产差异化、功能多元化、代际多元化等因素影响，譬如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根据温室气体排放特征，分为生产排放关键型和消费排放关键型两类。两类差异化的碳排放特征决定了不同细分行业转型路径及其迫切性的不一致，生产排放关键型需重点关注自身运营范围内的碳排放，重点从生产工艺节能、用能效率提升等方面着手减排工作，如集成电路;而消费排放关键型则除自身运营范围内的碳减排外，需重点关注产品全生命周期特别是供应链上的碳减排行为，如新型显示。因此，无论是地方部署与推进产业转型，还是金融支持行业绿色发展，均需要关注绿色视角下行业发展的差异性，以尽可能细的颗粒度实现金融支持与产业转型的有效匹配。
三是要充分考虑转型路径的可行性。金融支持地方转型时，需从经济、技术与社会三重视角充分考虑转型路径的可行性。其中，经济可行性需要评估转型投资成本与回报率，以确保充足、可持续的资金投入支持转型路径的实施；技术可行性需要评估所需的技术在研发与应用上的具体进展程度，包括新技术大规模应用的成本效益，从而适配不同风险偏好的金融工具；社会可行性则需要调研利益相关方，研判相关转型路径的社会接受度。
以某煤炭依赖型城市为例。当地凭借丰富的煤炭资源，形成了煤炭生产、煤电、煤化工为主的煤炭产业链，近年来地方已开展了绿色转型，但受到产业高耗能高污染的内在属性以及地区发展能力的限制，仍面临环境污染整治与产业转型升级挑战。研究发现，当地具有化石能源和清洁能源资源禀赋突出、煤化工产业链相对领先、现代能源相关产业发展基础较好等发展优势，以及煤炭开采生态治理不足、煤电绿色化灵活化发展不足、煤炭高端循环利用有限等发展问题。统筹地方发展基础与转型方向，不同时期下其转型的目标与路径也不尽相同，也即转型路径的可行性有所不同。以煤电灵活性改造为例，短期内煤电灵活性改造经济可行性尚不充分，因此风险偏好较低的金融工具难以实现对融资需求的有效满足；而随着新能源大规模颠覆性增长与电力市场化改革的深化，煤电灵活性改造的必要性与经济可行性不断强化，这一转型路径的强度也随之不断加强，届时金融支持将从高风险偏好工具向低风险偏好工具转变，同时在融资成本、期限安排等方面也将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三、绿色金融、转型金融支持地方转型的难点
一是地方金融生态水平直接影响绿色金融支持地方转型的能力。地方金融生态水平一方面受到经济规模、经济结构、经济质量等宏观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金融市场规模、产业规模、发展效率等金融体系发展程度的影响。据《中国地方绿色金融发展报告2022》研究，绿色金融发展高度依赖于金融生态，我国地方金融生态水平与地方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有较大的相关性，良好的地方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对绿色金融的政策推动与市场实施效果均有促进作用。因此在运用绿色金融、转型金融支持地方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如果地方金融生态水平相对薄弱，利用绿色金融、转型金融带动发展与转型的能力也相对较为欠缺。以上文中提及的煤炭大省为例，根据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地方绿色金融指数，2022 年该地区金融生态评价位于全国第26名，受限于当地存贷款水平有限、金融机构类型和数量较少、证券交易和直接融资活跃度较低、金融政策及实施工具较为单一等客观情形，其总体金融体系发展程度相对靠后，使得金融业整体创新难度较高，发展绿色金融、转型金融的基础较为薄弱，在一定程度上难以利用绿色金融、转型金融框架下的撬动机制带来新的资源集聚与市场活力，进而对地方转型发展的支持作用也较为有限。
二是行业与企业特性不同，增加了绿色金融精准支持的难度。上文已经阐述了行业差异带来的转型路径与方向的差别，事实上企业规模、生命周期、所处产业链位置等因素也都影响着企业的融资能力、转型能力以及风险抵抗能力。在产业变革的背景下，绿色金融、转型金融要在变化中找准产业转型的阶段、未来的路径等，仍面临着不小的挑战。以某省煤炭行业和某市纺织业为例，两行业在地区产业经济中均属于高碳排放总量、高碳排放强度的行业，低碳转型需求较高，需要金融机构予以更多的资金支持。但同时，两行业均面临民营企业占比多、规模与效益有限、产能落后等系列问题，行业在转型过程中往往缺乏稳定的现金流和有效的抵质押物，一定程度上会降低金融机构的支持意愿，而要实现转型的有效突破，成熟的转型路径仍待探索。因此如果缺乏对行业与企业的差异性做进一步详细剖析的基础，则无法将行业背景及企业情况与金融供给的模式相适应，以更好提升绿色金融与地方发展的适配性，要实现绿色金融、转型金融对地方绿色发展的有效支撑仍非易事。
三是绿色成本与效益难以协同，抑制了金融支持的主动性。环境成本外部性内部化的市场环境仍未建立，叠加转型的长期性，导致金融机构对企业转型长周期中面临的风险考量的担忧超出效益回报的吸引力，企业自行转型融资的动力也较为有限。以某市纺织业企业为例，随着用工成本、租金成本等上升，行业经营利润往往面临压缩，节约成本成为当前发展的关键诉求，转型投入的长期性使得企业变得更加谨慎。具体来看，低碳生产技术的开发以及低能耗、低排放生产设备的更新往往前期投入较大，但资金回收周期较长，而企业通常可承受的转型投入回本期限为2年，超出回报期的投入将不被纳入当前的战略范畴。加之目前金融机构所能提供的转型金融产品的“绿色溢价”并不明显，企业难以获得低成本的融资用于低碳转型，金融机构也难以通过绿色金融、转型金融获得必要的投资收益，双向抑制了绿色金融、转型金融的投入。此外，目前的绿色金融目录与产业的协同性也有进一步提升空间。以纺织业为例，《绿色债券支持目录（2021 年版）》《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 年版）》多以“资源循环利用”等成本控制型内容为主，缺乏对于高性能纤维材料生产、功能性纤维材料生产、具有多功能智能化等新兴功能的高附加值产品等绿色拉动型技术的覆盖。绿色技术及产品的高速发展使得目录在指引资金流向时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一定程度上也不利于更全面地发挥绿色金融的支持作用。
四是金融业支持低碳转型面临的风险复杂。一方面，转型过程中需面对企业规模结构及同业竞争关系导致的金融风险。“双碳”目标所带来的政策红利易造成部分技术门槛较低的行业涌入大量中小微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威胁资金安全。中小微企业的加入能够提高行业活性、激发创新动力，但同时也容易导致大量低层次技术的重复创新及低水平项目的重复建设，给金融机构造成更大风险的同时也将降低资金支持低碳转型的效率。另一方面，行业转型需面对政策及法律、市场及技术、声誉等多项风险。转型风险本身即是气候风险框架下的重要风险类型，包括相关技术更新迭代频率较快等导致的企业资产的搁浅风险，这也将加大金融机构对实质有效的低碳转型项目的识别难度，也提高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
四、绿色金融、转型金融支持地方转型的建议
第一，从金融生态上，要利用绿色金融与金融生态的双向赋能，加强地方绿色金融、转型金融能力建设。绿色金融与转型金融的内在机制对于引导地方绿色转型发展有积极意义，包括引导资金流向重点领域、助力地方环境成本定价、提升应对气候风险的能力等，地方可用好绿色金融、转型金融对传统金融生态赋能的积极作用，推动双向的能力建设。一方面，在传统金融政策、市场中引入“绿色因素”，譬如建立绿色项目库、绿色企业库、绿色金融信息互动平台等基础，以此在推动绿色金融资源集聚的过程中为金融生态注入新的活力。另一方面，持续提升金融生态水平的建设，包括多层次金融市场、多样化金融服务等，通过金融生态水平的提升，为地方转型金融、绿色金融的发展做加法。
第二，从政策协同上，关键是要因地制宜地强化金融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同联动，更好契合地方绿色转型的内在特点。总体方向上应突出地方特色，协同产业与金融。要更好发挥绿色金融、转型金融支持地方的作用，需要细致梳理当地转型目标与路线图、产业结构特点、产业转型路径等，在国家绿色产业发展规划与绿色金融支持重点目录的框架下，对暂未纳入国家指导目录但属于地方重点发展的绿色领域或具备转型需求的重点领域进行补充设计，旨在形成与地方转型发展与需求相适应的金融支持路线图，进而完善绿色金融、转型金融的支持框架，增强金融支持绿色转型的适配性，把资金用在地区的重点环节和关键领域。
第三，从执行路径上，关键是要围绕环境成本及效益与金融挂钩开展系列部署，以“降本金融”“增效金融”的新视角增强产融对接的主动性。“降本金融”与“增效金融”是指将绿色金融、转型金融的支持与企业降本增效等经济效益直接挂钩，以此带动双方转型融资的积极性。但两种模式的理论基础并不完全一样，由此引发了金融定价模式与机制的差别。“降本金融”对应的“降本路径”重点在于“节约成本”，其实质是在考虑了环境成本内部化的背景下，通过减少产业常态化生产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产业生产经营的成本，而事实上降低了企业生产的全成本，因此相对应的其在金融定价时，除了传统的对生产经营成本降本的考量外，要重点考量环境影响成本的降低对金融定价的影响，为此需要建立的是以急需转型行业的综合成本监测为核心的金融机制。而“增效金融”对应的“增效路径”重点在于“同等环境影响下的增加产值”，其核心是通过技术赋能产业带来产值的提升，而连带降低了企业的环境影响，因此相对应的其在金融定价时，要重点考量技术升级带来的产值增加。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看，可充分利用各类环境效益信息进一步创新金融产品体系，充分挖掘各类环境权益的金融价值，例如，探索利用环境费用效益分析法、生态效率法等环境经济效益综合分析方法学，创新融资工具，使绿色制造工艺、用能效率、污染排放等环境绩效与贷款利率、还款机制绑定等。
表1 “降本金融”与“增效金融”框架
第四，从风险管理角度来看，要统筹绿色转型过程中的风险，构建综合性的管理及应对框架。要整合传统金融风险与气候风险为一体，既要看到气候风险作为一种新兴风险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也要看到新旧风险交织带来的原有风险形式的改变，意识到地方绿色转型的风险是综合、复杂的多元风险。同时要充分发挥各类政策对风险的对冲作用，譬如利用财政政策对冲公共风险、财政风险与债务风险等，货币政策维护经济稳定等。政府资金方面，当前我国低碳转型整体处于起步阶段，发展仍依赖政策推动及财政激励，政府应利用财政资金或者政策工具缓解此类新兴市场中金融资源配置失灵的问题，在绿色效益、转型效益未能市场化的过程中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平衡发展的短期投入与长期收益，但同时要保证支持力度处于合适区间，避免过度支持导致资源配置不均衡与公共资金的浪费。金融管理方面，除了在顶层设计或要求中综合考虑应对策略外，各地金融管理部门可以更加关注微观市场的风险变化，包括上文提及的重点绿色领域重复建设、重复投资等导致的增量风险。产业政策也将在风险应对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各地相关政府部门应充分挖掘地方产业结构特点，并综合考虑各行业盈利能力，对不同行业设定差异化的低碳转型路径，分阶段地推动各行业绿色升级，降低企业资产的搁浅风险。
本文的研究成果获得能源基金会支持
本文原载于《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
脚注
[1]任保平 . 从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到经济高质量发展 [J]. 政治经济学评论,2022,13(06):3-34.
[2] 任保平 . 新时代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坚持的六大战略 [J]. 人文杂志 ,2019(07):31-38.
[3]余东华 .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路径与动力机制 [J]. 产业经济评论 ,2020(01):13-32.
作者：
任玉洁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绿色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金子曦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能源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傅奕蕾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研究员
原创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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