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赴湖北省武汉市考察新冠疫情防控工作中指出，“要着力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健全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下称“疾病防控体系”）是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一环。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以来，中国政府采取的积极、有效的疾病防控措施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以及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但在充分肯定抗疫成绩的同时，此次疫情也暴露出我国公共卫生中疾病防控体系的诸多短板与不足，并对疾病防控体系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亟需加大建设力度，增加政策扶持。
一、 公共卫生中的疾病防控体系的短板
回顾历史，人类应对疾病防控已有近百年历史，无论是几十年前的西班牙H1N1甲型流感、霍乱，还是近些年的非典、甲流、中东急性呼吸综合征等；无论是全球范围爆发，还是区域爆发，都经历了一个爆发初期措手不及再到紧急响应，抗疫措施的不断加强加上季节变化，疾病最终得以控制这样一个过程。从发现疫情到爆发，再到3月达到峰值，到现在国内疫情得到逐步控制，国家公共卫生疾病防控体系的多管齐下、精准定位分类措施等可圈可点，总的来看，回顾整个抗疫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重要阶段：防、控、治，基于此，将从三个阶段指出公共卫生疾病防控体系的短板与不足。
首先，疾病防控体系中防的环节存在短板。第一，野生动物市场监管不足。回到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的疑似源头野生动物，相关数据显示，目前大于七成的新发传染病的源头均是野生动物，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城镇率、人口密度不断增加，以及人类对野生动物的捕猎甚至食用，都在加大传染病爆发风险。尽管长期以来我国执法机关在禁止野生动物非法捕猎、走私、买卖和运输等方面取得了成绩，但由于市场监管不足，国内依然存在公然非法捕猎、销售野生动物的乱象，正因此导致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出现并爆发。第二，公民健康卫生教育缺乏，民众素质和科学素养亟需提升。尽管长期以来我国卫生服务现代化建设取得显著进展，但公民健康责任感与健康素养仍然不足，出现了一些无防护、不健康的高危行为。另外还出现了多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故意隐瞒病例，导致多人被要求居家隔离甚至疫情进一步蔓延。在“防”的方面出现问题之后，导致疫情发生并蔓延，随即引出了“控”的方面的问题暴露。
其次，疾病防控体系中控的环节存在不足。第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向上层层上报制度效率较低，向公众报告不够及时、有度。2003年非典，瞒报、不及时上报中央使得疫情快速爆发并蔓延，而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生的萌芽阶段，当地公安机关先后对包括医务人员在内的8名发布“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7例SARS”人员以“散布谣言”为依据进行处理。在随后3到4周，新闻报道从“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到“不排除有限人传人”，这种在“控”初期阶段的“误判”，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公众甚至医护人员的疾病防护意识，进而加大了后期抗击疫情难度。第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爆发后舆情引导能力存在缺陷。在疫情确认爆发后，“李文亮医生训诫风波”、“领导口误风波”、“双黄连风波”接连发生，暴露了我们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舆情应对能力不足，各级政府、相关机构并没有把舆情引导放在足够重要的地位，致使民众产生负面情绪，进而挫败民众抗击疫情信心。第三，部分地方干部决策能力、专业能力存在短板。在公共卫生事件发现的初期，没有及时组织地方专家团队提供决策建议，而是等待中央专家组意见以及国家层面郑策发布，这种低效率控制疫情蔓延的行为是需要深入思考与反省的。第四，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医疗设施、医疗人才的储备不足。在疫情暴发后，一线防疫和医护人员存在短缺，复杂疾病处置的医学人才储备相对不足；医疗设施方面，出现了防护服、护目镜、检测试纸等的短缺，给疫情控制带来了难度。
再次，疾病防控体系中治的水平亟待改善。第一，在治疗过程中，分诊、病程和治疗方案不够迅捷，未能和防控环节形成良好的信息和数据互动。在2013年3月东部等发达地区出现不明原因肺炎后，相关部门利用所建立的实验诊断平台在很短时间内即确定病原体是H7N9禽流感病毒，随后公共卫生部门采取了系列应急措施控制了病情，此后H7N9感染发生在长江三角洲也迅速消除,没有形成一种流行趋势。但是，重大传染病防治的科技创新和宝贵经验在全国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没有得到充分推广，没有形成数据互动。第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带来的“附加伤害”的应对、治理体系存在不足。疫情暴发给经济、社会带来了冲击。2003年的SARS疫情，使得我国二季度GDP增速较一季度回落2个百分点，对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此次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冲击，2020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因此，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此类“附加伤害”的影响程度，国家层面政策就显得尤为重要。第三，各类抗击疫情物资生产销售监管力度不足。在疫情期间，制造和贩卖不合规口罩、恶意抬高物资价格等事件屡屡发生，这也是值得反思及改进的地方。
最后，防、控、治三者结合、联动不足。防、控、治这三个环节之间的相互联系，是阻止疫情发展的快速而有效的药物。预防是地基，通常预防工作的基础不牢固会在控制和治理环节带来一系列的漏洞，从而无法遏制疫情的爆发。“控”是核心环节,但如果没有上游的“防”,又忽视下游的“治”，必将引发连锁效应，导致疾病防治难度加大。因此，我们真正期待的是建立和完善重大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治”应急管理体系。
二、 公共卫生中的疾病防控体系的政策建议
疾病防控体系是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医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的讲话，另一方面认真总结、反思公共卫生中的疾病防控体系的短板与不足，基于公共卫生和健康金融的角度，我们可有的放矢地提出如下若干政策建议：
一是要构建疾病防控的公共卫生法律体系、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和民众健康卫生相关知识普及力度。公共卫生法律体系层面，首先，对我国已经出台的传染病防治相关法律要加大普法宣传。其次，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全面依法履行职责，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再次，加速修订完善并严格执行法律法规。政府层面，应改进目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向上层层上报制度，明确政府、社会组织和公众三个主体的分工与协作，强化属地责任，强化问责机制。一方面要要着力提升各级政府治理能力特别是处理急难险重任务的整体能力，提升政府部门专业化程度和循证决策能力，另一方面要加强应急管理人才培养及救援队伍能力建设，建立一系列应急任务启动标准化流程，提高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响应和处置能力。民众层面，目前对民众亟需加强科普工作以应对疫情，并通过新媒体、电视广告等形式加大科普力度。从长远来看，为了更好地满足民众对健康生活的需求，有必要进一步培养民众的健康素养和良好的生活习惯，让公众学习和掌握基本的传染病防疫知识以具备应对突发传染病的基本技能。
二是利用相关货币金融政策稳定受疫情影响的金融秩序，保障基础设施运行，从而保证疾病防控体系高效运作。疾病防控体系的正常、高效运作，离不开正常的金融服务和资金保障，稳定金融秩序显得格外重要。第一，畅通绿色金融通道，进一步优化外汇和跨境人民币结算服务。加速建立外汇政策绿色通道，确保防疫物资进口结算渠道通畅，简化外汇捐赠流程，提高捐献到位效率。第二，切实保障民众金融消费合法权益，金融机构认真贯彻落实金融支持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及时处理疫情防控的特殊业务需求，如网络投诉、金融资讯等服务。第三，协调好本外币政策，平衡好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以内部平衡为主，兼顾外部均衡，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和加强宏观政策国际协调三方面的平衡。第四，继续推动货币政策调控框架向价格型为主转型。主要经济体中央银行大都采用以价格型为主的调控框架，推动调控框架向价格型为主转型有利于加强与主要经济体中央银行的沟通和协调，提高宏观政策国际协调的效率。
三是利用相关经济政策减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带来的“次级伤害”，维护好疾病防控体系的经济基础，保证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必然会对社会、经济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如何提前研判未来走势和进一步加强应对体系建设显得尤为重要。经济层面，第一要加强预期管理，注重稳预期，加强与市场主体的沟通交流，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消除市场疑虑，避免市场因疫情出现过度波动。加快对预期有重要影响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完善营商环境，增强企业家信心，实行税收优惠，为稳定预期提供制度保障；第二要加强宏观政策国际协调，积极开展国际合作，联合世界力量抗击疫情，减轻对经济造成的“附加伤害”。社会层面，要加速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的舆情应对与引导机制，在及时、准确报道实际情况的同时，积极传递正能量，提升民众抗疫信心。
综上所述，公共卫生中的疾病防控体系不仅在疫情防治阶段建立极其重要，更要求我们在社会治理中长期重视重大传染病防控工作，逐步建立“防、控、治”联动的公共卫生疾病防控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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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青楚涵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科研助理，健康金融课题组成员，江西财经大学统计学院金融统计专业本科生
研究指导：
任国征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研究员，健康金融实验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