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2025年全国国内居民出游65.22亿人次，国内居民出游花费6.30万亿元；2026年一季度国内居民出游19.01亿人次，国内旅游总花费1.86万亿元。随着居民旅游消费从文旅观光型向健康体验型转变，国家文化公园在遗产展示、研学教育、健康促进、数字展陈、绿色出行和城市更新等方面具备较强发展空间。但需要注意的是，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不能简单依赖客流和门票收入，其核心价值更多体现为综合社会效益。因此，健康金融支持方式也应区别于一般商业景区项目，重点长期公益项目。从金融视角看，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资金需求具有公共性强、回收周期长、生态文化效益显著、商业现金流差异较大的特点。如何在保护优先的前提下，形成健康金融生态的协同机制，是推动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建设的重要问题。

一、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发展现状

当前，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已从试点探索阶段迈入系统推进阶段，建设对象由长城、大运河、长征逐步拓展至黄河、长江，构建起五大国家文化公园协同推进的总体格局。精准把握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现实基础，是剖析金融支持路径的前提条件。因此，有必要从政策体系、建设重点以及消费需求基础三个维度，对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现状进行梳理，从而为解决现实问题以及金融支持路径奠定基础。

（一）政策体系由试点探索转向系统建设

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式进入系统推进阶段。此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等陆续纳入建设保护体系，形成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五大国家文化公园共同推进的总体格局。2026年全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报告继续提出，着力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持续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国家文化公园不是传统景区建设，也不是单一文物点保护，而是以国家重大文化资源为依托，统筹文化遗产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公共文化服务、文旅消费升级和区域协同发展的复合型空间治理工程。在国内旅游消费恢复增长的背景下，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既具有突出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也在持续形成新的绿色投资和可持续金融应用场景。

（二）国家文化公园逐步形成文化空间产业体系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最初以长城、大运河、长征三类重大文化资源为先行对象，明确建设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四类主体功能区，并提出“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分级管理、分段负责”的工作格局。此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于2023年印发，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于2025年出台，国家文化公园逐步形成覆盖五大文化主题、跨越多个流域和区域的国家级文化空间体系。这一政策体系具有三方面特征：一是强调文化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避免将文化资源简单景区化；二是突出国家文化标识塑造，通过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等符号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三是将文化保护与生态治理、公共服务、文旅融合和区域发展结合起来，推动文化资源由“静态保存”转向“活态传承”。

（三）五大国家文化公园呈现差异化建设重点

五大国家文化公园虽同属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体系，但其文化主题、资源禀赋、空间形态和建设任务并不相同。长城突出线性遗产保护与生态修复，大运河强调水运文明活化与城市更新，长征侧重红色文化传承与研学教育，黄河和长江则具有更强的流域治理和区域协同特征。正因如此，金融支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不能采取单一模式，而应根据不同文化公园的资源属性、保护要求、项目类型和收益特征进行分类识别与精准匹配。具体来看，五大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重点及金融关注方向如下：

表1 五大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重点与金融关注方向

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经验分析

在政策体系逐步完善和五大国家文化公园差异化推进的基础上，各地已围绕资源普查、遗产活化、红色文化传播、流域治理和文旅融合等方面形成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实践探索。与此同时，不同国家文化公园在文化主题、资源禀赋、空间尺度、保护任务和开发利用条件上的差异，也决定了在金融支持方式不能简单套用同一模式。这些经验表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不是单一的文化展示工程，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旅游开发项目，而是文化遗产保护、生态环境治理、公共服务供给、区域协同发展和可持续运营能力共同作用的综合过程。对金融而言，典型案例的价值不只在于展示建设成效，更在于揭示不同类型项目的资金需求与风险边界。

（一）大运河沿线城市：以城市更新推动遗产活化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体现出“文化遗产+城市更新+生态修复”的综合特征。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开馆三年多累计吸引近千万观众，成为大运河文化传播和城市文旅消费的重要入口。北京大运河段近年来通过补水、绿道建设和城市绿心更新，推动重污染工业区转变为近零碳排放的森林公园；杭州等地则通过工业遗存改造、滨水空间开放和运河记忆展示，促进老工业空间向公共文化空间转型。大运河案例表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并非独立于城市发展之外，而是可以嵌入城市更新、低碳交通、公共空间治理和消费场景塑造之中。对于金融机构而言，这类项目往往具有“公共基础设施+运营性内容”的复合属性，需要分类评估资金来源和还款机制。

（二）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以空间叙事提升红色文化体验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核心在于将红色文化资源转化为可观、可感、可学习、可传承的公共文化空间。近期研究提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应在符号价值、核心功能和空间叙事之间形成有效衔接，通过物理空间、数字空间和社会空间共同构建红色文化传播体系。贵州“红飘带”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等项目显示，数字技术和沉浸式展陈可以增强红色文化传播的感染力。但红色文化项目也需要防止技术化、娱乐化倾向。数字展陈、沉浸体验和研学活动应服务于史实表达和精神传承，而不是以高投入硬件替代高质量内容。

（三）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以经济带协同和生态优先拓展综合价值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具有鲜明的流域属性、经济带属性和文明连续性特征。与单一遗址型、景区型文化资源不同，长江文化资源分布广、类型多、层级复杂，既包括考古遗址、历史城镇、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文化资源，也与岸线保护、水环境治理、城市更新、公共文化服务和文旅消费场景密切相关。2025年出台的《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明确将文化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作为首要任务，规划范围涉及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青海13个省区市，并提出“一条主轴引领、四类功能衔接、七大片区联动”的总体布局。从实践经验看，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关键不在于单点景观打造，而在于把文化遗产保护嵌入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区域协同治理之中。一方面，沿江地区可依托博物馆群、文化廊道、非遗空间、历史街区和滨水公共空间，推动长江文化由资源保存转向公共展示、教育传播和消费转化；另一方面，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又不能简单服从文旅开发逻辑，而应以生态优先和保护优先为前提，将岸线修复、水环境治理、绿色交通、公共文化设施节能改造和数字化监测纳入整体建设框架。

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从前述实践看，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已经在遗产活化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但其作为跨区域的长期文化生态空间治理工程，仍面临一些深层次制约。尤其从金融支持角度看，国家文化公园项目既不同于一般公益性文化保护工程，也不同于普通商业旅游开发项目，其公益属性、经营属性、生态效益、文化效益和现金流结构往往相互交织。如果项目边界不清，就会影响金融机构对风险水平的判断，进而制约金融的有效介入。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梳理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为后文提出金融支持路径提供现实依据。

（一）项目公益性与经营性边界有待进一步厘清

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包含文物保护、生态修复、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展陈演艺、研学旅游、文创消费等多类内容。其中，文物本体保护和生态修复具有明显公益属性，难以直接形成商业现金流；展陈、研学、演艺和文创等项目具备一定经营性，但收益受客流、运营能力和品牌影响较大。如果缺乏清晰分类，容易出现公益项目商业化包装、经营项目过度依赖财政兜底等问题。

（二）重建设轻运营和同质化开发风险仍然存在

部分地区在推进文化公园建设过程中，容易将其理解为大规模设施建设和景观工程，出现重投资、重形象、轻内容、轻运营的倾向。国家文化公园的长期价值并不取决于建设规模，而取决于文化叙事质量、公共服务能力、生态保护效果和持续运营水平。若单纯追求大广场、大牌坊、大展馆，不仅可能造成同质化，也会增加地方债务和后续运维压力。

（三）文化与生态效益计量体系尚不完善

金融支持项目通常需要较为清晰的环境效益测算和信息披露机制。但国家文化公园项目的价值不仅包括节能降碳、水环境改善和生态修复，也包括文物保存、文化传播、公众教育、社区参与和区域品牌提升等文化社会效益。当前此类效益的量化、披露和第三方评估机制仍相对不足，影响金融机构开展项目识别、风险定价和绩效管理。

（四）跨区域协同与收益分配机制仍需完善

长江、黄河、大运河等国家文化公园横跨多个省市，上中下游、左右岸、核心展示区与拓展区之间存在建设责任和收益获取不对称的问题。生态保护和遗产保护往往发生在上游或资源所在地，而消费收益和品牌溢出可能更多集中在中心城市和成熟旅游目的地。如何通过区域协同、生态补偿、收益分享和联合运营机制实现公平分担，是后续建设需要解决的问题。

四、金融支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路径建议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兼具文化遗产保护、生态环境治理、公共文化服务、文旅融合发展和区域协同推进等多重功能，决定了绿色金融支持不能停留在单一融资工具供给层面，而应围绕项目识别、资金匹配、绩效评价、区域协同和风险防控形成系统化支持机制。针对当前项目公益性与经营性边界不清、重建设轻运营、文化生态效益计量不足、跨区域收益分配不完善等问题，应坚持保护优先、分类施策、长期运营和风险可控原则，推动财政资金、政策性金融、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社会资本等形成合力。具体而言，可从建立绿色项目分类目录、构建组合融资机制、完善绩效评价和信息披露、发展跨区域协同金融以及防范过度商业化和地方债务风险等方面推进。

（一）建立国家文化公园绿色项目分类目录

建议围绕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建立专题绿色项目分类目录，将项目划分为遗产本体保护、生态修复与水环境治理、绿色交通与慢行系统、公共文化设施节能改造、数字化监测与展示、社区参与型文旅产业等类别。对公益属性较强的项目，应以财政资金、专项债和政策性金融为主；对具备一定现金流的项目，可引导绿色信贷、绿色债券、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基础设施基金和社会资本参与。

图1 金融支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路径

（二）构建“财政资金+政策性金融+市场化资本”的组合融资机制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应避免单纯依赖地方财政和平台融资。对于文物修缮、考古研究、生态修复、公共开放等公益项目，可通过中央和地方财政专项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提供基础支持。对于博物馆运营、研学课程、非遗工坊、低碳交通、数字导览、夜间演艺和文创消费等项目，可在风险可控和商业可持续前提下，引入银行信贷、绿色债券、产业基金、保险资金和社会资本。

在项目组合层面，可探索将公益性强但现金流弱的保护项目，与具备稳定经营收入的文旅运营项目适度打包，形成“保护+运营”的综合收益模型。但打包融资必须坚持保护优先，防止以文旅开发之名弱化文物和生态保护要求。

（三）完善文化与生态绩效评价和信息披露

建议将国家文化公园项目纳入更完整的绩效评价体系。除游客量、收入和投资规模外，还应关注文物保存状况、生态修复面积、水质改善、能源消耗强度、碳排放强度、公共开放时间、研学教育覆盖人次、居民参与收益、无障碍服务水平和文化传播效果等指标。金融机构在授信、债券投资和基金投资过程中，可将上述指标纳入贷前评估、贷后管理和信息披露要求。对于具备明确生态效益的项目，可参照金融相关标准开展环境效益测算；对于文化社会效益显著的项目，可引入第三方评估，逐步探索“绿色效益+文化效益”的综合评价框架。

（四）发展跨区域协同金融和收益分享机制

对长江、黄河、大运河等流域型文化公园，应探索跨区域项目库和联合融资机制。可由省级或流域层面牵头，将生态修复、遗产保护、绿色交通、公共服务和文旅运营项目进行系统设计，推动政策性金融、绿色基金和保险机制参与。对于承担生态保护和文化遗产保护任务较重、短期收益较弱的地区，可通过生态补偿、区域协作基金和文旅收益分享机制给予支持。跨区域协同金融的核心，是把单点项目收益逻辑转化为流域整体价值逻辑。只有让保护地、展示地、消费地和运营主体形成利益联结，国家文化公园才能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五）借鉴国外相关经验加大逐步与国际接轨

国际上虽然不存在与中国国家文化公园完全相同的制度安排，但美国国家遗产区、欧洲文化线路、法国大遗址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文化景观等实践，为我国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

上述经验表明，大尺度文化遗产空间治理不能仅依赖行政规划和项目建设，还需要社区参与、品牌运营、质量评估、游客管理和长期维护机制。中国国家文化公园具有更强的国家统筹和文明标识意义，但在具体建设运营层面，仍可借鉴美国国家遗产区的社区协同机制、欧洲文化线路的跨区域品牌认证经验、法国大遗址的景观整体保护和可持续旅游治理模式，以及UNESCO文化景观关于自然与文明互动关系的保护理念，不断提升国家文化公园的系统治理能力和可持续运营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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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曼丽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健康金融实验室助理，西安交通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生

研究指导：

任国征 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健康金融实验室主任

引用格式

吴曼丽、任国征，2026.我国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现状与金融支持路径[EB/OL].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2026-07-10 [2026-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