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前，笔者在《经济观察报》发表《探寻利益公约数实现大国良性竞争与合作》一文，当时中美贸易摩擦初起，关税与反制清单不断拉长，但两国年贸易额仍处于历史高位，全球化叙事尚未崩解。六年后，2026年5月14日，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专机再次降落在北京，世界已历经疫情撕裂、供应链重构、俄乌冲突、科技“脱钩”与金融武器化的轮番冲击。

习近平主席在当天的会谈中提出，“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此次特朗普以第二任期总统身份访华，带着比2017年更复杂的国内经济压力和更强烈的“交易冲动”，而中国也站在“十五五”开局的关键节点。两个大国在激烈博弈的间隙再次坐上谈判桌，本身就是一次值得辨析的信号：新的利益公约数是否正在浮出水面？在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浪潮中，中美两国构建了极其复杂的经济互联。然而，近年来受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及地缘政治摩擦的冲击，全球化叙事遭遇挑战，产业链重构与科技“脱钩”风险叠加，双边经贸关系进入了深刻的调整期。

站在当前的宏观节点，我们需要透过纷繁复杂的政治表象，从底层经济规律和结构性数据出发，理性审视中美贸易的真实依存度、对全球经济的深层扰动以及未来竞合的逻辑基点。

一、货物贸易结构的“挤出效应”与市场多元化突围

直观的数据表明，美国对华加征的关税确实在短期内改变了双边贸易的总量格局。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中国对美进出口占中国外贸总值的比重已从2018年的约15%以上，降至2024年的11.2%，并在2025年进一步降至8.8%。按美方统计，2025年前10个月，美国对中国进出口占其总值比重也降至7.8%。

然而，总量的收缩并不等同于实质性的“脱钩”，其背后反映的是贸易结构的“挤出”与“替代”。

从出口维度看，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服装、玩具等）对美出口占比显著下降，但机电产品、机械设备等中高端制造品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以2024年为例，中国对美出口中，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占比高达24.0%。这些数据表明，在部分领域，中国的产业配套与供应链完整性依然具有短期不可替代的优势。

从进口维度看，中国仍是美国农产品、集成电路、能源等的重要出口市场。更重要的是，中国对美的直接出口依赖虽然在下降，但通过东盟、墨西哥等第三方的转口贸易及中间品贸易大幅攀升。这表明，比较优势的经济规律仍在发挥作用，美国试图通过关税削减逆差，但其对全球的整体逆差并未实质性减少，部分只是转化为对越南、墨西哥等经济体的逆差。

同时，中国企业也在主动进行市场多元化布局。2025年，中国对东盟、欧盟、非洲出口分别占整体出口的17.7%、14.9%和6.0%，均呈现正增长。这种“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多元化战略，有效缓冲了对美贸易收缩带来的冲击，也标志着中国外贸生态正在走向更加均衡的全球化。

二、服务贸易：被忽视的“美国顺差”与深层依存度

在关注巨额货物贸易顺差的同时，我们绝不能忽视美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绝对优势。中美服务贸易的长期增长趋势，揭示了两国经济更深层次的互补性。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的数据，中美服务贸易总额由2001年的约89.4亿美元逐步扩大到2024年的约773.9亿美元。更为关键的是，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长期保持巨额顺差。2024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约318.4亿美元，较2001年增长超过12倍；中国已成为美国服务贸易顺差的最大来源国，占其顺差总额的9.5%左右。

剖析美国对华服务出口的结构，我们能清晰看到两国的核心优势互补：

旅行收入（含教育）：约232.1亿美元，占据绝对份额（约46.7%），其中中国赴美留学生教育是最大单项。

知识产权使用费：约65.8亿美元，反映了美国在高新技术、医药、影视版权等领域的积淀优势。

金融与电信计算机服务：分别约30.0亿和18.1亿美元，体现了美国在高端现代服务业的竞争力。

相比之下，中国在运输服务上对美存在逆差。这种“货物贸易中方可替代性增强，服务贸易美方占据主导”的结构性现实，意味着任何一方试图全面切断经贸联系，都将面临极高的机会成本与通胀压力。

三、产业链与供应链：从“效率优先”到“安全与效率再平衡”

当前，全球产业链正在经历从“效率优先”向“安全与效率并重”的重构。在这一过程中，跨国企业倾向于增加供应商数量、缩短供应链距离或向政治盟友靠拢（“友岸外包”）。

面对这一趋势，中国制造业的核心优势正在发生转化。过去，我们依靠低成本劳动力和资源要素驱动；而现在，完备的产业配套、强大的基建物流以及不断攀升的技术创新能力，构成了新的“护城河”。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以及成熟制程芯片制造的崛起，正在重塑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位置。

从增加值的角度来看，尽管美国试图减少对中国制造的依赖，但由于中国深度嵌入亚洲乃至全球的产业链网络，美国对“中国制造”的间接依存度依然很高。中国不再仅仅是简单的组装厂，而是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核心节点”。

四、溢出效应：中美博弈对全球宏观经济的深层扰动

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其经贸摩擦的代价绝不仅由双边承担，而是通过贸易、资本和信心渠道向全球蔓延，深刻改变着世界经济的增长轨迹与格局。

首先，全球供应链正在经历“大规模再配置”而非全面的“去全球化”。

哈佛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Laura Alfaro等人的最新NBER工作论文指出，截至2025年中期，中国在美国进口中的份额已回落至9%，抹去了过去近20年的融合进程。但这并非简单的产能回流美国，而是呈现出鲜明的“地缘化”特征。富国银行供应链金融部的数据显示，美国来自中国、香港及韩国的供货量占比，过去十年从90%骤降至50%，而转移至越南、泰国、印尼、印度及中国台湾等地区的份额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缺。与此同时，中国通过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强劲出口（2024年底至2025年，工程机械、电力设备等资本品出口激增）进行对冲，全球供应链实质上被“延长”而非切断。

其次，关税冲击波加剧了全球宏观经济的“滞胀”风险与脆弱性。

IMF在2025年10月的《世界经济展望》中明确指出，若中美贸易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导致更高关税和供应链中断，全球GDP增速将面临0.3个百分点的下行风险。从微观传导机制看，目前美国上调的关税成本几乎完全转嫁给了美国进口商，这不仅挤压了企业利润，最终还将推高美国国内零售价格，导致通胀在更长时间内维持高位。这种由供给端冲击带来的“负向供给冲击”（Negative Supply Shock），使得各国央行在抑制通胀和刺激增长之间进退两难。

最后，地缘经济割裂加速了全球资本流动的剧烈分化。

出于对供应链安全和关税壁垒的担忧，跨国资本呈现出明显的“避险”特征。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FDI（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出高达1680亿美元，创1990年以来新高，部分产业链加速向东南亚和南亚转移。这种资本的重新配置虽然在短期内造成了阵痛，但也客观上推动了亚洲区域内的经济融合与多极化发展。

五、宏观视角的启示：寻找利益公约数与机制化管控

综上所述，无论是货物贸易的韧性、服务贸易的强互补性，产业链的深度交织，还是对全球宏观经济的巨大溢出效应，都表明中美经济“完全脱钩”既不现实，也不符合双方乃至全球的核心经济利益。

笔者认为，未来的中美经贸关系将告别过去“大篮子”式的全面高增长，转向基于核心利益的“精准脱钩”与“选择性合作”并存的常态化博弈。在此背景下，探寻“利益公约数”显得尤为重要。

这就需要双方：

第一，建立可预期的常态化沟通机制。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只会增加全球市场的恐慌情绪与成本。通过机制化磋商，明确哪些领域可以交换，哪些底线不能触碰，为市场主体提供稳定的预期。

第二，在非零和领域拓展合作空间。例如在绿色低碳转型、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等领域，中美作为两大经济体，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

第三，尊重彼此的发展阶段与核心关切。中国正在向“碳排放双控”转型，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美国则致力于重振本土制造业。双方应通过平等协商解决分歧，而非通过单边制裁施压。

六、结语

经济的底层逻辑永远遵循价值规律与比较优势。尽管地缘政治的迷雾短期内难以消散，但资本和技术的流动终将寻找阻力最小的路径。

对于中国而言，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幻，修炼内功、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速产业升级，才是应对一切外部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只要中国经济的底层竞争力——庞大的市场纵深、齐备的工业体系以及在新能源、数字化等领域的先发优势依然存在，中国就始终是全球资本和技术无法回避的“核心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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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 锋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