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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GF观点 |王遥、任玉洁：中国特色绿色金融体系——发展实践、面临形势与展望

发布时间：2025-12-20

发展绿色金融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客观需要，是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大力发展绿色金融，落实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金融政策。“十五五”时期，在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绿色金融发展格局发生明显改变的背景下，需要更具中国特色的绿色金融理论体系支撑。为此，本文基于当前中国绿色金融体系发展现状，以锚定远景目标、解决现实需求、适应未来趋势为出发点，提出中国特色绿色金融体系发展路径。

一、中国特色绿色金融体系的建立背景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首次提出建立绿色金融体系。此前，我国绿色金融理论主要基于环境外部性内部化理论，侧重运用金融工具应对环境问题。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发布《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明确定义绿色金融体系为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发展基金、绿色保险、碳金融等工具和政策支持经济绿色转型的制度安排。此后研究快速发展。2015—2020年，研究重点集中于宏观制度设计、发展逻辑与框架构建等体系性议题，以及绿色信贷对银行风险、绿色债券市场发展等具体领域。2020年后，更突出中国特色，聚焦于绿色金融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制，并拓展至气候投融资、风险管理、转型金融等细分方向。研究重点逐渐从“体系构建”转向“资金精准支持”。

与西方以资本逐利为核心的逻辑不同，中国绿色金融体系强调金融的政治与公共属性，服务实体经济、推动产业创新，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协同发展。该体系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金融领域的具体实践，将“生态环境就是生产力”内嵌于制度创新。中国绿色金融体系发展源于三重背景叠加：全球可持续发展共识推动金融资源向绿色领域配置，理论内涵从环境治理工具升维为可持续发展支撑框架；国内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需要绿色金融通过工具与制度创新，解决期限错配与风险认知偏差；气候与生物多样性等新型风险向金融风险传导，要求增强金融体系韧性。

总体而言，中国在政策与市场双轮驱动下，构建起以生态文明为价值导向、以高质量发展为效能基准的绿色金融体系，统筹国内发展需求与全球公共议题，形成中国特色金融发展新范式。

二、中国特色绿色金融体系的发展实践

中国特色绿色金融体系发展围绕标准体系、产品与市场体系、环境信息披露、激励约束机制、国际合作“五大支柱”取得积极成效。

（一）标准体系：政策演进中的渐进调适与协同治理

“自上而下”的政策引领是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的核心特征。我国构建了由“顶层政策+专项政策+实施标准”组成的多层次政策体系，具有高位推动、渐进变迁和全面协同的典型特点。

高位推动体现在绿色金融的政策制度建设从早期单一金融管理部门牵头，到多部门协作，再到国家战略驱动，打破碎片化治理与工具化治理下的短视困境，为绿色金融注入长期战略定力。渐进变迁表现为政策与标准谱系在广度、深度等多方面扩展：从绿色信贷、债券扩展至绿色保险、转型金融等；政策标准从战略性、方向性、定性引导，向市场激励、金融机构治理结构、定量核算等要求深化。全面协同表现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通过治理协同、标准协同、机制协同等发挥作用。

（二）产品与市场体系：从基础供给到高效渗透

中国绿色金融体系以绿色信贷市场为引领，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等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一是绿色信贷稳步增长。作为金融体系最主要的产品，我国绿色信贷余额近十年持续增长，年均复合增长率约20%，规模居全球领先。截至2025年二季度末，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2.4万亿元，其中基础设施绿色升级、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生态保护修复三类贷款占比75%。绿色信贷资金投向从传统的可再生能源、清洁生产等领域，拓展至绿色建筑、绿色消费等。

二是绿色债券表现突出。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债券市场之一，2016年以来累计发行规模超4.88万亿元。债券品种不断创新，发展出了"碳中和债券""蓝色债券"等多类贴标债券，带动资金多元化投放。

三是绿色保险持续创新。2024年绿色保险保费收入达3331亿元，赔款支出2014亿元。保险产品从单一的环境污染责任险，逐步覆盖绿色产业全生命周期和多类型风险管理需求。

四是绿色/ESG基金加速发展。截至2024年二季度末，绿色主题基金规模达937.17亿元，同比增长15.22%。基金投资策略日益精细化，从早期的环保、公用事业等泛主题，逐步向新能源、绿色制造、资源循环利用等细分产业链精准布局。

（三）环境信息披露：兼顾治理增效与市场赋能

环境信息披露作为绿色金融发展的核心机制之一，正逐步构建治理增效与市场赋能协同的体系。一是通过提升金融机构和企业两类主体的披露水平并促进其相互推动，实现治理增效。二是依托地方绿色金融系统、碳账户等技术平台，强化市场赋能。

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采取“以点带面、全面推广”模式，覆盖范围从商业银行向证券、保险、基金等多类机构拓展，披露内容从定性政策描述深化至经营与投融资碳核算等定量信息，推动机构自身低碳转型。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构建了“嵌套框架、理念互补”的模式，建立ESG信息披露、可持续信息披露、气候信息披露等嵌套式披露框架，形成多维度披露体系，并采取强制与自愿相结合方式。同时我国披露标准立足国情并衔接国际，体现发展阶段特色。

（四）激励约束机制：正向激励与评级约束相容

中国正在建立多维动态的激励约束机制，弥补市场失灵，并引导微观主体探索建立内驱型发展模式。

一是以碳减排货币政策工具为代表的激励机制。截至2025年二季度，该工具已带动碳减排贷款超1.38万亿元。此外，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亦有力支持了行业转型，截至2024年末，该项再贷款余额达2073亿元。二是以机构评级为代表的约束机制。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将绿色金融评价结果纳入金融机构评级体系；2022年，《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指引》进一步要求将环境、社会和治理（ESG）风险全面纳入管理流程。

（五）国际合作：从国际金融规则的参与者向共建者、引领者转变

绿色金融国际合作是中国特色绿色金融体系的显著特征。中国形成了以政治共识、监管协同、技术落地为一体的立体式绿色金融国际合作框架：在政治共识与监管协同方面，深度参与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等机制；在技术落地方面，中英深化合作，中国、欧盟和新加坡共同编制IPSF《多边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等。同时，国内金融机构通过签署国际原则、发布联合倡议等方式深化国际合作。

三、中国特色绿色金融体系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碳达峰目标攻坚与碳中和战略布局的重要交汇期。中国绿色金融发展必须充分考虑内部需求与外部发展的新形势，紧扣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深层次要求，深刻把握“自然—经济”关系深化带来的复合型风险，有效利用数字技术重构基础设施的战略窗口，应对全球治理格局变化对绿色金融的影响，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金融新范式。

（一）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新需求

一是在发展目标上需超越短期逻辑，立足服务长期结构性转型的宏观视野。当前绿色转型是涵盖能源、交通、工业等多维度的系统工程，但各领域转型进程存在显著梯度差。如新能源乘用车渗透率已超50%，而商用车仅为17.9%；可再生能源形成规模效应，资源循环技术却面临商业化瓶颈。在传统金融注重短期盈利的框架下，这种不均衡会引发三大问题：资本过度集中于成熟领域催生泡沫；薄弱环节融资受限形成阻滞；转型成本转嫁引发公平问题。破解之道在于绿色金融超越以短期财务回报为纲的配置逻辑，构建一个服务于长期战略转型的金融治理新范式。

二是在机制上需创新定价范式，破解绿色溢价。绿色金融需实现从“成本内部化”向“价值发现”的跃迁。技术上，建立融合“环境效益—技术潜能—资本力量”的三维定价机制，将技术创新试错成本、转型负外部性等要素系统纳入估值框架，提供跨越技术成熟周期的关键资金支持。生态上，通过生态产权抵押、环境权益交易等机制，将生态资源转化为可计量、可交易的资产。通过对技术和生态正外部性的系统性定价，绿色金融将跃升为主动塑造和实现绿色内生价值的核心驱动力。

（二）应对风险叠加新挑战

一是应对绿色技术迭代引发的资产重构风险。产业结构替代过程中，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正深刻冲击金融安全，前沿技术的工程瓶颈与成本困境大幅延长研发周期、增加投资回报不确定性；同时技术加速迭代导致传统资产搁浅。绿色金融需重塑资产估值逻辑。

二是防控气候与自然风险的系统性传导。极端天气频发，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正在加速向经济金融活动传导。根据瑞再研究院发布的数据，2023年自然灾害造成全球2800亿美元损失。此类风险具有长期累积、跨域传染等特征，在我国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中易通过信贷集中、抵押品贬值等渠道放大。亟须建立气候压力测试、自然资本核算等机制，阻断风险传导。

三是治理市场结构性失衡风险。当前绿色资金过度集中于基础设施绿色升级、新能源等领域，光伏、风电出现资金过热，既造成了银行间绿色项目可盈利性差的问题，又导致了绿色资金使用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等现象，还易诱发资金空转等潜在风险。需通过产业穿透监测、转型金融工具等，引导资金有序流动，防范绿色泡沫与空转风险。

（三）把握数字赋能新机遇

一是数字化驱动绿色金融基础设施升级。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可有效提升环境与碳数据获取便利性及质量，解决当前数据核查成本高、披露不及时等问题，为绿色金融的风险定价与政策评估奠定坚实基础。

二是数字化显著提升产融协同效率。数字技术加速了电力、交通等行业绿色转型，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强产业对绿色资金的吸引力。同时，数字化催生多类信息资产，提升市场配置效率。

（四）认清国际竞争新形势

一是中国应以“绿色金融创新引领者”角色推动全球公共议题解决。美国在可持续金融领域的系列“退群”行为，如退出《巴黎协定》、辞任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共同主席等，对可持续金融的全球影响力造成影响，叠加全球绿色标准不统一、绿色贸易壁垒等监管碎片化或政治化导致的绿色发展成本上升，影响全球增强可持续金融发展的决心。在此背景下，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应为全球可持续金融市场带来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是中国需以“新兴经济体代表”身份，引领发展中国家构建公平包容的绿色解决方案。“全球南方”崛起正重塑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格局，金砖银行、亚投行等机构提供替代性融资渠道，《“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多边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则重塑绿色资本流动。但新的全球治理框架形成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也可能对全球可持续金融合作带来新的挑战。机遇和挑战的不确定性，均将对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造成影响。

四、中国特色绿色金融体系发展展望

“十五五”至2035年，是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面对新形势，需以政策引导与市场创新相结合、以金融管理与微观市场相配合，与数字化相协同，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更具引领力、支撑力、前瞻性的中国特色绿色金融体系。

（一）坚持政策引导与市场创新相结合，加快多层次绿色金融市场体系建设

一是更加注重增强绿色金融服务薄弱环节的能力。政策引导需逐步退出市场化程度高的绿色领域，更加注重向绿色交通、资源循环利用、电网升级等拓展。各地可协同利用财政、环保与产业政策，对特色绿色产业实施差异化激励。金融管理部门应优化评价体系，逐步从“规模导向”向“覆盖广度”过渡，更加注重引导金融机构从“量”的短期竞争转向“质”的长期孵化，推动金融机构形成对复杂技术或领域的长期支撑。

二是构建覆盖技术转型与生态资本的正外部性定价机制。在转型金融领域，构建“碳效益—转型绩效”联动框架，推动金融机构从紧盯短期财务表现的“财务投资”，转向深入理解产业变革规律的“产业投资”。在生态金融领域，建立“生态资本—金融资本”协同定价框架将生态可持续性纳入风险定价，形成支持生态发展的稳定价格信号。

（二）加强金融管理与微观市场协同，完善金融风险防范与应对机制

一是完善金融管理框架。金融监管部门短期需探索"预防性政策方法"，推动金融活动向有利于自然的资本配置模式转变，中长期应将可持续风险因子纳入金融风险监测评估体系。

二是将绿色金融市场风险管理纳入金融风险管理常态化机制。在风险防控上，将绿色金融市场风险监管纳入常态化监管，通过压降过热领域价格干预、简化交易结构、提高信息披露等措施降低套利空间。在市场制度上，加快完善绿色基金、绿色股票等市场制度建设，引导行业从"规模竞赛"转向"质量竞争"。

三是重视气候与自然风险对资产安全的影响。大型银行及资产规模较大的股份制银行可率先建立气候与自然风险管理系统，调整资产结构、将风险因子纳入高碳行业金融定价、推进银保协同机制等，健全风险分担体系。

（三）建立数字化与绿色金融协同发展机制，强化基础设施建设与产融衔接

一是利用数字化加强绿色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以“碳”信息为核心的平台与数据库建设，提升企业碳信息披露要求；强化以ESG等可持续信息为核心的数据平台建设，助力金融机构将可持续信息纳入授信全流程；不断完善地方绿色项目库等整合绿色交易和信息的数字化平台，推动数据标准化。

二是积极推进将数字要素纳入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金融机构应关注智能交通、智能电网、传统行业智能化改造等数字化绿色化融合领域，创新基于数据流的轻资产融资产品，探索利率与数字化减排效果挂钩等机制，将绿色改造远期效益纳入风险评估模型，提升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的能力。

（四）推进绿色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共建全球可持续金融发展新秩序

一是深化绿色金融国际合作，推动绿色资本跨境流动，增强全球应对气候风险的韧性。开展金融监管部门与市场金融机构的多层次对外交流合作，提升标准兼容性，发行跨境绿色产品，共同推进绿色金融数字化或科技力量输出等，促进全球可持续金融发展。

二是加强南方国家绿色金融合作。深化气候变化领域的项目合作与资金合作，推动南方国家重点绿色基建、能源项目建设融资，共同探讨建立气候风险预警与共担机制，推动南南国家绿色金融合作成为全球可持续金融的重要力量。

五、结语

中国特色绿色金融体系已从环境风险管理工具发展为统筹“自然—经济—社会”的治理范式。通过顶层驱动、渐进变迁与全面协同的制度路径，形成了市场服务不断增强、信息披露逐步提升、激励约束陆续完善与国际合作日益深化的良好局面。

当前，中国绿色金融发展已进入“提质增效”的新阶段。面对“双碳”目标深化与全球气候治理格局重构，需在战略层面认识绿色金融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关键要素的价值，在实践层面通过存量制度优化与增量工具创新，构建适应复杂转型需求的体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破解“环境—发展”困境的中国方案，贡献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的中国智慧。

本文原载于《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5年第6期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碳中和目标下能源企业的资产搁浅风险及对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的影响”（72361167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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