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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金融 | 我国健康促进政策体系的现状与建议 (报告解读之六)

发布时间:2020-07-24

7月15日,中国医学科学院举行《中国医改发展报告(2020)》发布会。报告指出,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从2009年的15元提高到2019年的69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从2009年的9项扩展到2019年的14项。坚持预防为主、医防融合,推进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出资,向全民免费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包括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等,使预防、治疗、康复等有机衔接,融合发展,形成全社会落实预防为主理念的体系框架。新医改实施10年来,特别是健康中国行动实施一周年,我国的健康促进政策逐步完善和全面。构建全程健康促进体系,全周期维护和保障人民健康,迫切需要着力抓好预防保健,大力加强健康教育,深入开展全民健身,加强环境污染治理和重大疾病防控。

一、我国健康促进政策体系的顶层设计

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生活幸福的基石,也是国家繁荣昌盛、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健康是人类的永恒追求,健康促进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可持续发展中的健康促进进程,对于国际社会全面实现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将产生重要影响,对于构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防控体系,进一步提高全球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将发挥独特的作用。健康促进是公共卫生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的重要内容。我国健康促进政策体系的主要内容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健康中国行动的主要目标。2019年7月16日,《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国发【2019】13号)对于我国健康促进政策体系的总体目标提出明确要求,指出到2022年,健康促进政策体系基本建立,全民健康素养水平稳步提高,健康生活方式加快推广,重大慢性病发病率上升趋势得到遏制,重点传染病、严重精神障碍、地方病、职业病得到有效防控,致残和死亡风险逐步降低,重点人群健康状况显著改善。到2030年,全民健康素养水平大幅提升,健康生活方式基本普及,居民主要健康影响因素得到有效控制,因重大慢性病导致的过早死亡率明显降低,人均健康预期寿命得到较大提高,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水平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健康公平基本实现。

二是重要法律的相关规定。2020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下称《健康促进法》)是我国医疗卫生和健康促进的基本法律。其第六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将健康理念融入各项政策,坚持预防为主,完善健康促进工作体系,组织实施健康促进的规划和行动,推进全民健身,建立健康影响评估制度”。在第十一条和十二条对于健康促进的财政投入和捐赠资助进行规范和要求。在第六章有专门单设“健康促进”一章,包括健康教育、公民责任、健康统计、健康环境和爱国卫生运动等六条。总之,将健康促进作为法律名称并进行具体界定,是我国健康促进政策体系完善的重要保证。

三是“十年医疗改革”的具体实践。中国是健康促进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定践行者,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2009年3月中国启动实施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大力推进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为所有城乡居民免费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分级诊疗是新医改以来推行的一项重大制度,推进医联体建设、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和远程医疗是推进分级诊疗的三个主要抓手,截至2018年底,开展远程医疗服务的三级公立医院1452家,二级公立医院2746家;2019年,各级政府完善投入政策,助推公立医院建立科学合理的补偿机制。2018年,公立医院来自各类医保基金的收入达到12339亿元,占公立医院医疗收入的51.5%;全民医保制度建设稳步推进, 2019年12月,启动全国统一跨省异地就医备案服务试点工作,首批试点14个统筹区。

二、我国健康促进政策体系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会议提出“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的健康促进政策体系的工作方针。《“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力争到2030年人人享有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健康中国行动》中进一步明确了健康促进政策体系的主要内容:把提升健康素养作为增进全民健康的前提,根据不同人群特点有针对性地加强健康教育与促进,让健康知识、行为和技能成为全民普遍具备的素质和能力,实现健康素养人人有。健康素养内容丰富,包括基本知识和理念素养、基本技能素养、基本医疗素养、慢性病防治素养、传染病防治素养等。具体如下:

一是健康素养。提高公民健康素养和推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是公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社会文明与进步的重要标志。健康素养需要培养,也需要引导,必要时可以通过制度或政策等形式对一些不合理行为进行约束或规范,更重要的是加大执法力度。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的卫生防疫工作的指导方针就提出了“预防为主”的原则。营造绿色安全健康的环境,加强健康环境治理,对于大气、土壤和水资源进行资源保护,都是新时代公民的基本健康素养。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更折射出提高国民健康素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二是健康文化。广泛宣传党和国家关于维护促进人民健康的重大战略和方针政策,宣传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总体战略、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这是健康文化的基础。推进以良好的身体素质、精神风貌、生活环境和社会氛围为主要特征的健康文化建设,在全社会倡导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充分发挥社会各方面力量的优势与作用,调动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群众参与健康促进与教育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建立健全多层次、多元化的工作格局,使促进健康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自觉行动。

三是健康教育。健康教育工作及其专业人才培养是建立健康知识和技能核心信息发布制度,普及健康科学知识,向公众提供科学、准确的健康信息。医疗卫生、教育、体育、宣传等机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应当开展健康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健康促进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国家将健康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学校应当利用多种形式实施健康教育,普及健康知识、科学健身知识、急救知识和技能,提高学生主动防病的意识,培养学生良好的卫生习惯和健康的行为习惯,减少、改善学生近视、肥胖等不良健康状况。”

四是健康行为。《健康促进法》最为引人关注的是提出“公民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树立和践行对自己健康负责的健康管理理念,主动学习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加强健康管理。倡导家庭成员相互关爱,形成符合自身和家庭特点的健康生活方式。”将公民健康行为的意义和规范进行明确表述和列明。并要求公民应当尊重他人的健康权利和利益,不得损害他人健康和社会公共利益。将健康行为培养融入爱国卫生运动,鼓励和支持开展爱国卫生月等群众性卫生与健康活动,改善环境卫生状况,建设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健康社区。

三、推进我国健康促进政策体系的几点建议

当前,我国健康促进政策体系逐步完善,效果明显。我国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基本普及,人民群众维护和促进自身健康的意识和能力有较大提升,“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方针有效实施,健康促进县(区)、学校、机关、企业、医院和健康社区、健康家庭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根据《报告》,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从2009年的74.8岁提高到2019年的77.3岁,主要健康指标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健康服务的可及性、公平性逐步改善,居民就医负担有效减轻,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由2009年的37.5%降至2019年的28.4%。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民群众对于健康生活的需求愈来愈大,对于健康促进政策体系完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亟需加大健康促进工作,为此,建议如下:

第一,加大经费保障。推动政府将健康促进与教育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将必要的健康促进与教育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按规定保障健康教育专业机构和健康促进工作网络的人员经费、发展建设和业务经费。确保中央补助地方的健康促进与教育经费落实到位,提高资 金使用效益。

第二,加强融资服务。根据《健康促进法》“国家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依法举办机构和捐赠、资助等方式,参与医疗卫生与健康事业,满足公民多样化、差异化、个性化健康需求。”设计更多融资工具,比如基金、债券、贷款等,支持公共卫生方面的健康促进事业。

第三,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健康产业是健康促进体系的物质依托和发展动力。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调动社会力量增加健康产品和服务供给的积极性,使人民群众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不断得到缓解。促进健康与养老、旅游、互联网、健身休闲、食品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健康领域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第四,促进健康公平可及。健康促进政策体系贵在促进公平正义,贵在实现城乡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所以,在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时,应加大对基层卫生与健康事业的投入,加大对贫困地区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支持力度,逐步缩小城乡、地区、人群基本卫生健康服务差距。

第五,建立健康影响评价评估制度。加强健康危险因素监测与评价,重点围绕健康环境、健康社会、健康服务、健康人群、健康文化等领域,推动做好完善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开展环境卫生整洁行动、保障饮用水安全、加强农村改水改厕、改善环境质量、构建公共安全保障体系等工作。

第六,把健康促进工作列入政绩考核。完善考核机制和问责制度,做好各项健康促进任务的实施落实工作。打造全民健康素养促进行动品牌。重点围绕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控烟限酒、心理健康、减少不安全性行为和毒品危害等主题,全面提升城乡居民在科学健康观、传染病防治、慢性病防治、安全与急救、基本医疗、健康信息获取等方面的素养。

(此篇为《健康促进法》的第三篇时评,前两篇关于健康权和全民健身的时评,请见公众号1月3日和16日)

作者:

任国征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研究员,健康金融实验室(数据库)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