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绿色金融与生物多样性——基于中国观鸟数据的考察
原文作者：刘钊，孔令乾，张俊飚
发表期刊：经济学（季刊）
一、引言
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需要大量资金和多元化投融资支持，金融手段在其中具有关键作用。在此背景下，中国如何借助金融工具有效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已成为理论和政策领域关注的重点。尽管现有研究从绿色创新、资源再配置和出口贸易等角度探讨了绿色金融的政策效应，但针对其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具体影响与机制仍缺乏充分探讨，亟需实证证据。
为回应上述问题，本文基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利用中国观鸟记录中心数据构建城市鸟类丰富度指标，分析绿色金融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选用鸟类多样性作为衡量指标，原因如下：鸟类是城市常见野生动物，分布广、易观测，对环境变化敏感，是重要的生态指示物种；鸟类多样性提升有助于改善居民环境福祉，促进身心健康与生态感知；此外，观鸟活动可提升公众环保意识，增强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动性。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显著提升了区内鸟类丰富度，但对濒危物种的保护作用仍有待加强。机制分析表明，绿色金融主要通过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促进工业绿色转型和引导公众环保意识这三条途径改善鸟类多样性。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试验区建设对周边地区鸟类多样性产生了辐射带动效应，显示出积极的示范作用。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基于观鸟数据实证检验绿色金融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为生物多样性研究提供了经济学视角的补充，克服以往定性研究的局限；第二，从农业、工业与公众意识三个维度厘清绿色金融的影响机制，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第三，指出绿色金融对濒危和候鸟物种保护效果有限，为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以更全面支持生物多样性提出了方向。
二、样本与数据
本文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作为政策冲击，考察绿色金融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回归模型如下：
bio为第t年c地区鸟类丰富度。核心解释变量city×policy是本文关注的DID项，city表示城市c是否是“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试点城市的分组变量，policy表示t时是否开始实施政策的处理变量。X为城市层面控制变量。
考虑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并不是随机性的问题,为防止分析结果受到试验区和非试验区预先存在的差异影响，文章尝试找到影响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设立的关键因素,然后控制这些可能影响试验区和非试验区设立的变量。具体而言,文章通过控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设立前一年的绿色金融发展情况,以控制试验区设立的非随机性问题。
GF为2016年各地级市的绿色金融发展程度指标，借鉴文书洋等(2022)的计算得。
三、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1汇报本文基准回归的主要结果。由表1的回归结果，交互项回归结果显著为正,说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显著促进了试验区内鸟类多样性,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说。结合试验区的现实工作成效,浙江省衢州市在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方面已取得一定成绩,开化县域内共发现新记录物种1401种,并且生态空间由50.8%提高到80.3%。通过衢州试验区的例子可以看出,绿色金融在增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表1 基准回归结果
（二）机制检验一：农业绿色发展
在现代化农业发展过程中，化肥、农药以及农业机械的大规模使用,虽然短期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但同时也带来一定的环境损害而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加快推进农业绿色发展迫在眉睫，而绿色金融可以为农业绿色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与保障。考虑到农业绿色发展数据的可得性，以及农药、化肥使用在农业生态系统中是导致生物多样性锐减的直接原因，文章使用化肥、农药使用量（lnfer）的减少衡量农业绿色发展，以此来分析绿色金融在促进农业绿色发展中的作用。化肥、农药使用量来自《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及各省统计年鉴。回归结果见表2，在使用三种方法控制了试验区设立非随机性问题后，试点政策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有效降低了试验区内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推动了试验区内农业的绿色发展。
表2 机制检验：农业绿色发展
（三）机制检验二：工业绿色转型
本文分别使用地级市的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与绿色专利申请总量比值（GI）、工业污染排放（lnSO2），地级市清洁型企业上市公司ESG均值与全部上市公司ESG均值之比（ESG），地级市二氧化碳排放量（lnCO2）以及城市植被覆盖率（年度植被指数ZB）等，验证试验区是否促进了工业绿色转型，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结果见表3，结果显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显著促进了试验区内的绿色技术研发，抑制了工业污染排放，强化了企业ESG信息披露，并且抑制了试验区内碳排放、增加了植被覆盖率。说明试验区的设立推动了工业绿色转型。
表3 机制检验：工业绿色转型
（四）机制检验三：公众环保意识
生态环境保护不仅需要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企业的参与,公众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绿色金融可以通过推出针对个人的碳账户、绿色信用贷等产品，引导公众通过金融方式参与环境保护，增强生态保护意识。文章采用地级市生成观鸟记录的用户数量衡量公众环保意识（lnEnv），用以验证试点政策对公众环保意识的影响。生成观鸟记录的用户数量来自对观鸟记录数据中城市年度记录用户的统计。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结果显示,试点政策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有效提升了公众环保意识。因此，在今后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工作中,可以强化绿色金融在公众环保意识领域的引领作用，设计更多针对个人的绿色金融产品，发挥公众的环保力量,推动公众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绿色低碳转型，营造全社会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新风尚。
表4 机制检验：公众环保意识
（五）异质性分析
1.区位异质性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是国务院对中国绿色金融发展制定的“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鉴于东中西部地区在自然资源禀赋及经济发展方面具有较大差异,那么不同区位的试验区在推进绿色金融改革、推动地区绿色发展的过程中,对鸟类多样性的影响是否会存在显著差异？对这一问题，文章在控制了试验区设立非随机性的问题后，如表5所示，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回归结果均显著为正，这也证实了本文的推断,即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在建设过程中，在向“绿”而行的建设道路上稳步推进，并没有因经济发展水平、地理区位的差异，降低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标准。
表5 区位异质性检验
2.留鸟和候鸟异质性
中国境内鸟类繁多,在《中国鸟类观察手册》一书中记录的鸟种就达到1491种。其中，根据各种鸟类活动范围和移动距离的不同情况，可以将鸟类分为留鸟和候鸟两大类。试验区的设立是吸引了候鸟的到来，还是导致栖息本地的留鸟发生种群类型的变化，尚待验证。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从鸟种的丰富度角度来看，在区分了留鸟和候鸟之后，候鸟的回归结果是显著为正的，而留鸟的回归结果并不显著，说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仅促进了候鸟种类的增加，对留鸟的种类没有显著影响。而从鸟类数量丰富度角度来看，留鸟的回归结果是显著为正的，而候鸟的回归结果不显著，说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促进了留鸟数量上的增加，对候鸟的数量没有显著影响。
表6 留鸟和候鸟异质性检验
3.鸟类濒危程度异质性检验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镇化率的持续提高，对鸟类等生物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影响,很多鸟类成为濒危物种，甚至野外灭绝。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对鸟类多样性的促进作用，是否有效推动濒危鸟类的保护，亟需验证。本文结合中国观鸟记录中心提供的“中国鸟类名录”中对于鸟类濒危程度信息的记录，将鸟类分成低度关注和高度关注两种。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濒危等级为低度关注的鸟类回归结果显著为正，而高度关注的鸟类回归结果不显著，说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提升了低度关注鸟类的丰富度，但是对于濒危等级较高鸟类的丰富度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表7 鸟类濒危程度异质性检验
四、结论
本文对于绿色金融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研究结论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首先，加大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夯实绿色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根基。政府部门可以通过财政支持、税收减免以及设立专项奖励基金等手段，鼓励地方金融机构及社会资本等参与支持绿色金融发展，通过金融手段推动地区发展绿色转型，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其次，加大特色化绿色金融服务产品设计，推动形成全民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新格局。一方面，可以根据公众特征,设计针对不同年龄、收入水平以及职业特征等特色化、多层次的绿色金融服务产品,以吸引更多人群参与到绿色金融产品的购买及监督工作中，引导公众环保意识增强。另一方面，通过金融手段支持绿色公益宣传活动，深入学校讲解生物多样性保护知识，展示金融支持环境保护的案例，培养青年人的环保意识,也为未来培育绿色金融专业人才奠定基础。最后，加大绿色金融创新力度，根据鸟的种类和特征设计不同的绿色金融工具来支持鸟类等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尤其是针对濒危鸟类以及迁徙鸟类，制定专门的保护计划，给予精准的金融支持。此外，针对试验区中迁徙的鸟类,要发挥好试验区的辐射效应，主动引领周边甚至全国各地区重视本地迁徙生物的保护。
五、原文摘要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本文利用中国观鸟数据,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为研究情景,实证考察绿色金融发展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显著提升了试验区内的鸟类丰富度。在作用机制方面,绿色金融通过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工业绿色转型、引导公众增强环保意识等路径,有效提升了试验区内的鸟类丰富度。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较好地推动了周边城市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本研究从绿色金融视角为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了重要依据。
作者：
王瑾喆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
指导老师：
王 遥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