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与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的当下，中澳经贸关系正站在新的十字路口。作为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中国与澳大利亚在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等方面高度互补，经贸合作规模庞大且根基深厚。但近年来，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也逐渐浮现，给双方的经贸往来蒙上了阴影，妥善应对这些挑战，推动中澳经贸合作向更高层次、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已成为当务之急。

一、中澳经贸关系的现状剖析

（一）贸易：规模庞大却隐忧暗伏

2023 年，中澳双边贸易额高达 2292 亿美元，占澳大利亚外贸总额的 28%，中国已连续 14 年稳居澳大利亚最大贸易伙伴之位。贸易结构上，中国自澳大利亚进口的商品以铁矿石（占比 62%）、天然气（12%）、煤炭（8%）等资源类产品为主，2023 年这类资源类产品占自澳进口总额的 82%；而中国对澳出口则以机电产品（45%）、纺织品（18%）、电子产品（15%）等为主，且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呈逐年上升趋势。

从依存度来看，中国连续15年是澳大利亚的最大贸易伙伴，2024年双边贸易额达 2880 亿美元，澳大利亚对华出口依存度高达39%，然而，中国对澳进口依存度仅为 5%（铁矿石除外），呈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依赖特征。中国对澳大利亚铁矿石的依存度高达65%（2023 年进口量 11.7亿吨），农产品、新能源矿产（锂矿140亿美元）虽增长快但占比低，供应链单一化风险十分突出，一旦地缘政治等因素导致供应受阻，对相关产业的冲击不可小觑；而澳大利亚对华资源出口也同样易受地缘政治等问题的冲击，如 2020 年煤炭禁令事件，就凸显了贸易关系的脆弱性。

（二）投资：双向收缩但结构暗藏机遇

中国对澳2006-2023年累计投资总额为1,131.73亿美元，年度投资额从2008年162亿美元的峰值逐渐骤降至 2023年的6.13亿美元的低谷，这主要受澳大利亚外资审查趋严影响，如《关键基础设施法案》等法规的出台，加大了中资企业投资的难度和不确定性；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对华投资存量在同期也大幅下降 86%至22亿澳元，不过，技术密集型领域（如医疗、金融）的投资占比有所提升，反映出双方投资结构正在发生一定程度的优化调整。

从投资领域来看，中资在澳的投资方向已从早期的矿业逐渐转向可再生能源（如国电投的风电项目）、医疗（收购 Healius）及农业科技等领域；而澳资在华则逐步收缩传统制造业，转而聚焦金融服务业，如麦格理证券在华的合资券商项目，这种投资领域的变化为双方未来的合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三）金融：融合尚浅，潜力待挖

在支付结算方面，人民币在澳大利亚的结算占比虽已升至12%，但美元仍占据主导地位（占比78%）。银联在澳的覆盖率虽高达95%，但支付宝、微信支付等移动支付手段的渗透率不足 30%，且大宗商品贸易99%依赖美元结算，人民币结算占比不足 1%，这使得企业在贸易过程中面临较高的汇率风险，年均汇兑损失估计可达贸易额的3%-5%。

资本市场层面，中资银行在澳设有80余家分支机构，但证券业合作相对薄弱，仅3家中澳合资券商；澳大利亚资本参与中国债市的规模也较小，仅54亿澳元，占外资比例的 0.6%，双方资本市场的联通潜力远未得到充分释放，无论是中资在澳的债券发行，还是股票市场的互通机制，都还处于较为初步的阶段。

（四）绿色投资：壁垒高筑，标准割裂

2023 年，中资对澳绿色投资骤降至 6.13 亿美元，同比大幅下降 57%，其主因在于澳大利亚外资审查趋严，关键矿产项目否决率上升30%，这让众多中资企业的绿色投资项目望而却步。此外，绿色金融标准互认不足的问题也十分突出，中国主导的 IPSF《共同分类目录》（覆盖6大行业）与澳大利亚 2025年新颁布的《可持续金融分类》（聚焦本土采矿、农业）在转型活动定义、社会指标（如原住民权益与扶贫的侧重点差异）等方面存在明显不同，这严重阻碍了绿色资本的跨境流动，使得双方在绿色投资领域的合作难以顺畅开展。

二、中澳经贸合作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

（一）贸易脆弱性凸显

中国对澳大利亚铁矿石的高度依存，使得供应链安全面临巨大风险，一旦供应渠道受阻，国内相关产业将遭受重创。而澳大利亚对华资源出口的高依赖度，则使其经济易受地缘政治因素的冲击，贸易关系的稳定性受到严峻考验，双方贸易结构的单一化特征成为制约经贸合作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隐患。

（二）投资壁垒高企

澳大利亚对中资审查的不断趋严，使得众多潜在的中资投资项目被拒之门外，2023 年就否决了4起关键领域并购（涉及锂矿、数据中心等），这不仅打击了中资企业的投资积极性，也阻碍了双方在相关领域的技术交流与产业合作；而中国服务业准入限制（如金融持股比例限制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澳资企业进一步拓展中国市场，双方投资合作的深度与广度受到限制。

（三）金融分割明显

人民币在澳大利亚的国际化进程缓慢，缺乏离岸清算中心等关键基础设施支持，这使得人民币在中澳贸易与投资中的使用范围和规模受限。中澳绿色金融标准未能统一，跨境碳交易机制也处于空白状态，这极大地限制了双方在绿色金融领域的合作空间，无法有效引导金融资源向绿色产业流动，不利于双方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推动经济绿色转型。

（四）企业适应能力不足

中资企业在澳大利亚面临着较高的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合规成本，例如在采矿业中需要投入更多资源来满足当地严格的土著权益保护要求等，这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与风险；而澳企在华对数字经济（如跨境电商等新兴领域）的参与度较低，未能充分利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红利，错失了拓展市场份额、提升竞争力的机会，在适应对方市场环境和新兴业态发展方面，双方企业都存在明显的提升空间。

三、推动中澳经贸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贸易领域：筑牢供应链，升级贸易结构

一是多元化资源进口。建议联合发改委、商务部建立“铁矿砂储备调剂机制”，积极拓展进口来源，加大对非洲（如几内亚西芒杜项目）、巴西等地区的铁矿石进口力度，力争到 2027 年将对澳铁矿石依存度降至 55% 以下，降低供应链单一化风险，增强中国在全球铁矿石市场的议价能力和供应保障能力。

二是升级贸易结构。积极推动澳大利亚对华出口高附加值产品，如氢能设备、医疗技术等。商务部可试点建设 “中澳技术贸易走廊”，对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绿色技术实行零关税政策，促进双方在高端技术领域的贸易往来，提升贸易的质量和效益，推动贸易结构向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升级，实现双方产业结构的互补与协同发展。

（二）投资领域：双向开放，精准对接产业

一是优化投资审查机制。建议发改委与澳方协商建立 “负面清单 2.0”制度，将可再生能源、医疗等绿色、高技术领域明确列为“鼓励类” 投资方向，简化非敏感行业的投资审批流程，提高投资审查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为双方企业创造更加稳定、友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优质投资进入关键领域，促进产业融合与创新。

二是设立联合产业基金。由中澳投资机构（如中投公司与澳 Future Fund）共同发起设立人民币和澳元双币种标的的 “中澳绿色转型基金”，重点投资光伏、储能、碳捕集技术等绿色产业项目。通过整合双方资金、技术与市场优势，加速绿色产业发展，为中澳投资合作注入新动力，推动双方在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下开展深度产业合作，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三）金融领域：深度互联互通，赋能实体绿色转型

一是加速人民币国际化布局。人民银行应积极推动在悉尼设立人民币清算中心，支持澳企发行“熊猫债”，并针对铁矿石人民币结算给予汇兑优惠等激励措施。争取在 3 年内将铁矿贸易人民币结算比例从当前较低水平提升至 50%，降低企业汇兑成本，每年有望节省约 20 亿美元，增强人民币在国际大宗商品贸易中的结算货币地位，提升中国在全球贸易定价权和金融话语权。

二是强化悉尼离岸人民币枢纽建设。授权中国银行悉尼分行开展铁矿石贸易项下人民币远期结售汇试点业务，并配套央行 2000 亿元 / 30 亿澳元货币互换额度定向支持，为企业提供汇率风险对冲工具。同时，推动澳交所上线人民币/澳元期货合约，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产品体系，提升市场的流动性与稳定性，吸引更多国际投资者参与人民币资产交易，扩大人民币的国际使用范围和影响力。

三是建立“绿色铁矿”人民币定价机制。联合澳大利亚矿业巨头（如必和必拓、力拓）与中国宝武、鞍钢等行业领军企业，在上海清算所推出以人民币计价、并将碳排放强度纳入质量指标的铁矿期货合约，嵌入ESG溢价机制，打造具有国际公信力和市场竞争力的绿色铁矿定价基准，推动全球铁矿石贸易向绿色、透明、可持续方向转型，提升中澳在国际铁矿石市场的定价主导权和规则制定权，促进上下游产业的协同发展与绿色升级。

（四）标准互认：搭建绿色金融合作桥梁

一是构建中澳绿色标准互认体系。联合生态环境部与澳方相关部门（如国库部、清洁能源署）制定《中澳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在采矿、农业、新能源等三大重点领域先行统一标准。例如，将采矿业的低碳勘探技术（如氢能钻探技术）、尾矿生态修复措施纳入合格绿色活动范围；在农业领域，联合设定甲烷减排目标、水资源利用效率指标等，为双方绿色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提供统一的规范和准则，消除标准差异对绿色资本跨境流动的阻碍。

二是建立绿色可持续产业双认证机制。允许经中澳任一认证机构认证的绿色债券，自动获得对方市场的准入资格，降低企业的跨境融资成本和认证复杂度，提高绿色金融市场的效率和吸引力，促进双方绿色金融市场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流向符合双方可持续发展标准的产业项目，推动中澳绿色产业的国际化发展。

三是设立“中澳绿色项目库”。由发改委与澳工业部联合筛选50个具有标杆意义的绿色项目（如西澳85MWp光伏储能项目、广东海水养殖光伏一体化项目等），给予审批绿色通道，将澳方外资审查周期压缩至30天以内。同时，由中国进出口银行对这些项目提供人民币贷款利率下浮1.5个百分点，并进行财政贴息支持，加速绿色项目的落地实施，为中澳绿色产业合作树立一批示范案例，带动更多企业和资本投身绿色可持续发展领域，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中澳绿色合作模式。

（五）资本流动：激活绿色投资新活力

一是推出 “澳版QFLP” 绿色通道。允许澳大利亚养老金（规模达 3.5 万亿澳元）通过QFLP试点投资中国绿色债券、碳中和 ETF 等绿色金融产品，豁免额度审批，初期可在深圳前海、上海临港等金融开放创新前沿地区开展试点。同时，通过中国主权基金（如中投公司等）定向参与澳大利亚氢能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如“亚洲可再生能源中心”项目），将持股上限提升至 25%（现为15%），促进双方绿色资本的双向流动，拓宽绿色项目的融资渠道，为中澳绿色产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推动双方在清洁能源等绿色领域的深度合作，助力全球绿色能源转型。

二是创新 “光伏+金融” 出海模式。由商务部牵头组建中澳绿色供应链联盟，推动中国光伏、新能源汽车领军企业（如隆基、比亚迪等）联合澳大利亚矿业企业（如Mineral Resources等）在第三国（如印尼、越南等）共同建设“光伏组件厂+锂矿加工”产业园。园区内贸易强制使用人民币结算，实现人民币的跨境循环流动；同时，采用中澳共同绿色认证标准，向全球输出中澳绿色产业标准，提升中澳绿色产业在全球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绿色产业集群，推动中澳绿色产业合作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为双方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供新的平台和机遇。

（六）企业支持：强合规，促数字化协同

一是加强ESG能力建设。商务部应设立“中澳企业合规服务中心”，为中澳企业提供澳方劳工、环保法规等方面的培训服务，帮助企业提升合规经营水平，降低运营风险。对于达到合规标准的企业，给予信用保险优惠等政策支持，鼓励企业积极践行ESG理念，提升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中澳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美誉度。

二是打造数字贸易平台。积极推动中国电商巨头（如阿里、京东）与澳大利亚大型商超（如Woolworths）共建跨境电商 “绿色通道”，争取在 2025年前实现澳大利亚鲜活农产品72小时直达中国市场，借助数字经济的力量，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拓展双方贸易的新空间和新业态，满足中国消费者对高品质澳大利亚农产品的需求，同时也为澳大利亚农业等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机遇，促进双方数字贸易的快速发展，推动中澳经贸关系在数字经济时代迈向新台阶。

四、政策协同保障：构建高效的沟通与合作机制

为确保上述政策建议的有效落地实施，中澳双方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构建高效的政策协同保障机制：

（一）绿色标准协同

由中方的央行、生态环境部与澳方的国库部、清洁能源署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每半年联合修订一次《中澳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确保绿色标准能够及时适应双方经济社会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新需求，保持标准的先进性、科学性和适用性，为中澳绿色金融合作提供坚实的标准支撑。

（二）投资便利协同

中方的发改委、商务部与澳方的外资审查委员会应加强沟通与协调，建立项目库联席审批线上平台，实现双方投资信息的实时共享和审批流程的高效对接，提高投资项目的审批效率和透明度，为双方企业的跨境投资提供更加便捷、快速的服务，营造稳定、可预期的投资环境，促进中澳投资合作的持续健康发展。

（三）人民币清算协同

中方的外汇局、中国银行与澳方的澳联储、澳交所应加强在人民币清算业务方面的合作，建立实时监测结算数据和风险预警系统，及时掌握人民币在澳的清算动态和市场走势，有效防范金融风险，保障人民币清算业务的平稳、安全运行，为中澳贸易和投资的人民币结算提供可靠的金融基础设施支持，推动人民币在南太地区的国际化进程。

五、结语：共铸中澳经贸合作的美好未来

展望未来，通过实施“绿色标准统一化、铁矿人民币化、投资便利化” 三轨并进的发展战略，中澳经贸合作有望实现多维度的突破与提升：

在贸易领域，3 年内将铁矿占比降至 40% 以下，显著提升新能源矿产、农产品等在双边贸易中的份额至 30%，优化贸易结构，降低贸易风险，增强双方贸易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在投资领域，绿色投资有望迎来复苏，带动中资对澳绿色领域投资恢复至 15 亿美元/年（是2023年水平的2.5倍），为双方绿色产业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

在金融领域，人民币在中澳结算中的占比有望提升至30%，这不仅将降低企业的汇率风险和交易成本，还将有力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升中国在南太地区乃至全球的金融影响力。

短期来看，应优先聚焦解决铁矿石供应链风险问题，试点扩大铁矿石人民币结算范围，以快速见效的措施夯实双方经贸合作的基础；3-5 年内，着力完成绿色金融标准对接，建成并有效运营联合产业基金，为中澳经贸合作的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和资金支持；长期而言，应积极推动中澳自贸协定升级，构建起“资源-技术-资本” 深度嵌套的新型合作模式，以绿色可持续发展为重要公约数，将中澳经贸关系从传统的 “资源买方-卖方” 模式，升级为“规则共塑者 + 绿色技术伙伴”模式，为全球南南合作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提供创新范式和成功样板，共同书写中澳经贸合作的崭新篇章，为全球经济的绿色、可持续发展贡献中澳智慧和力量。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澳大利亚统计局、央行年报、彭博新能源财经、IPSF官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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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锋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