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办公厅近日转发发改委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措施的通知，就恢复和扩大消费提出了20项具体措施，并要求各有关部门和地区结合实际细化出台工作方案和配套政策，压实属地责任，完善工作机制，精心组织实施，因地制宜采取有效举措、探索有效做法，切实推动各项措施落地见效。此前2022年底提出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显著强调了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将“全面促进消费”放在了“拓展投资空间”之前，同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显示了消费对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今年以来消费呈现出复苏态势但仍存隐忧。2月份至今，CPI同比增幅均低于1%，环比增幅均为负值，表明消费需求不足。今年五一期间消费火爆，但和2019年同期数据对比可知：虽然国内旅游出游人次增加了19.1%，但人均旅游支出仅恢复到2019年的84.5%，较疫情前水平仍有一定差距。随着疫情期间累积消费需求的释放，未来消费复苏和增长的可持续性值得关注。那么，消费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到底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当前制约国内居民消费提质扩容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以及未来又应以何种方式推进？本文试图回答以上问题，并尝试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消费扩张和升级是拉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
（一）短期来看，经济复苏的首要任务是恢复消费增长
消费受疫情打击巨大，短期内具备较强复苏潜力。如图1所示，2014-2019年期间消费始终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然而在2020-2022年期间出现变化：2020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负，位列第三；2021年虽重返第一，但有低基数效应；2022年，落后于投资，位列第二。疫情管控不仅对消费场景和供给造成严重制约，还对居民的收入、就业、医疗支出带来巨大冲击，严重影响消费能力、预期和欲望，让居民“不能消费”、“不敢消费”和“不易消费”。
（二）长期来看，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持续强化，且仍有较大潜力
2011-2022年，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始终保持在50%以上，大于资本形成，对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持续强化。但从国际经验来看，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不仅大大低于发达经济体，也显著低于发展中经济体。如图2所示，2019~2021年，美国的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为80%以上，即使印度也达到70%以上，而中国仅为55%左右。因此，未来我国消费占GDP的比重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二、影响我国消费提质扩容的主要因素
一是低收入人群占比高、收入增长慢，居民消费能力受限。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标准，2020年中国约有9.1亿人的低收入群体，占全国总人口比重超过60%。而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21年美国低收入人群占比为29%，显著低于我国。在6亿人口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情况下，居民消费能力严重不足。与此同时，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长期低于GDP增速。1980至2022年间，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从52.80%下降到了43.04%（如图3所示），而美国该数值始终保持在70%左右，且长期呈现略微上升趋势。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低是我国消费对GDP贡献相对低的主要原因。
二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中低收入居民不敢消费。中低收入群体的抗风险能力差，因病返贫、中年失业等问题时常发生。在经济下行叠加老龄化，以及未来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不确定性提高的大背景下，居民消费信心严重受挫。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4月以来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预期指数及满意指数均出现断崖式下跌，虽然在2023年后开始显著修复，但仍低于历史平均水平（如图4所示）。
三是消费环境欠优，中高收入居民消费不易。随着居民收入增加，居民的消费理念改变，生存型消费占比下降，发展型消费和享乐型消费持续增长。但消费环境的升级滞后于消费理念的变化，导致许多消费者尤其是中高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无法得到充分满足，导致大量消费需求被抑制或者外流。例如购房购车指标限制让很多潜在的消费者被迫租房、租车，食品安全事件使得许多消费者只敢买进口食品，商品品质不高引得一些居民组团去国外采购。今年以来，我国进口市场规模持续扩大，进口消费成为消费升级的重要驱动力量。海关统计显示，全国一季度消费品进口4787.4亿元，同比增长6.9%。今年618开售首小时，天猫国际的进口陆地冲浪板销售增长230%，进口自行车及装备同比增长10倍以上，进口设计师酒杯酒具增长200%。
三、“能消费、敢消费、易消费”长效机制的建立是提振我国消费的基础设施
要实现消费市场提质扩容，应该全盘统筹规划，建设一整套科学、完善、透明的“长效机制”，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有从根本上解决阻碍居民能消费、敢消费和易消费的堵点痛点，才能真正转入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
（一）持续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让中低收入居民“能消费”
“能消费”就是要让居民“有钱花”，提升收入是“能消费”的前提和条件。中低收入群体是我国消费提质扩容的主要对象，中国目前有约4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和9亿多人的低收入群体，相较于高收入群体具有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只有增加这些群体的收入水平，才能有效提振消费。
一是保障就业数量，提升就业质量，增加中低收入人群的工资性收入。首先，保障就业数量。2018年5月至2023年6月间，18~24岁的青年人失业率从9.5%上升到了21.3%(如图5所示)。青年人失业不仅影响个人收入，还影响家庭甚至社会总体的就业和收入预期。建议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着力提升青年人的就业能力，提升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匹配度，减少摩擦性失业，并完善失业保障体系。其次，提升就业质量。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随着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当前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出现就业"极化"现象,即低技能职位和高技能职位在增加，而中间技能的职位减少的现象。一些在经济转型中失业的人纷纷做起了快递员、滴滴司机。建议根据产业转型需求为居民提供更多技能培训，减少结构性失业，包容和鼓励城市非正式就业的发展，形成利于个体和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完善社会和街巷市场等微生态经济环境。
二是拓宽居民增收渠道，提升居民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是居民实现财富自由的关键，也是应对失业、健康等风险的底气。由图6可知，中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为10.63%，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占比仅为2.53%，远低于美国（个人财产性收入占比14.13%，租金收入占比3.41%）。在房地产财产性收入显著减少的大背景下，要为居民提供新的财产性收入渠道，比如丰富债券、股票、期货等金融产品，鼓励房地产、收藏品等实业产品的抵押、转让、出售、出租服务。对于农民等财产性收入过低的群体，则应通过提升经营效率的模式实现经营性增收。此外，还要依法加强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明晰不动产的产权和处置权。
三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打造“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根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测算，3%的收入增速是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变化方向的分界线。如图7所示，近十年来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总体落后于GDP增速，且呈下滑趋势。疫情三年期间，有两年的收入增速低于3%，中等收入群体数量或不增反降。建议深化共同富裕导向的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使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不低于经济增速。通过法律法规保障劳动者利益，规范引导初次分配；采取减税降费等金融和财税政策，发挥再次分配的公平作用；通过部分税种的减免或增加引导富人的取向，体现第三次分配的公益慈善作用。
（二）健全公共服务保障体系，让中低收入居民“敢消费”
“敢消费”就是让居民减少对未来的“后顾之忧”。如果政府增加社会保障方面的产品供给和兜底措施，并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让居民对未来收入以及教育、医疗、养老和税负等方面的支出产生稳定预期，就能够减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有效增加居民消费。疫情期间，我国居民储蓄意愿持续高涨，住户存款不断创新高，而美国居民储蓄下降，充分体现了中美居民面对突发危机不同的消费心态。如图8所示，2018年底美国居民储蓄总额为10.0万亿人民币，至2022年6月已下降至3.4万亿人民币，远低于疫情前（期间因发放现金刺激消费的政策使得总储蓄上升，但很快回落）。
一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升保障质量。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率较高，但保障质量有待提升。从社会保障项目数量来看，我国社保体系包含5个大类共计13个子项目，而发达国家社保体系普遍包含20个以上子项目。从保障力度来看，我国大多数居民只能享受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以医疗保险为例，虽然我国目前的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已达到95%以上，但截至2022年底仍有9.83亿人只能使用报销额度偏低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下一阶段应当以提高社会保障质量为主要目标，给予居民更多安全感，解决消费的后顾之忧。二是提高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降低居民参与成本。我国公共服务体系政府投入较少，个人负担较重，降低了居民参与的积极性。根据经合组织数据，2021年中国住户公共福利占GDP的比值为9.2%，比中等发达国约低13.5个百分点（如表1所示）。2021年底中国养老资产总规模占GDP比重为11.4%，而同年美国该值为171%。2021年中国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投入2967.48亿美元，占全国公共财政支出比重7.79%，而美国医疗保险支出8676.76亿美元、医疗补助支出5205.88亿美元，分别占美国联邦财政支出12.72%和7.63%，在总量和占比方面都远超中国，人均水平则高出更多。建议逐步增加财政在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让政府在再分配中发挥更大作用，让更广大公民充分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如加大财政资金对社保缺口的填补力度；继续推进教育、医疗和养老体制改革，降低老百姓的负担
（三）改善消费环境，让中高收入居民“易消费”
一是逐步破除消费限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应该更多依靠市场、法律、科技手段而非行政手段来调整消费市场。政府应为大众消费创造更多场景，以及提升国民消费的便利性和公平性。无论是投资股票，亦或是买房购车，跨期、长期消费，皆需要适时取消限制性政策，释放潜在需求。
二是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我国一些消费领域中间交易环节多且复杂，消费费时、费力、成本高。以二手房买卖中涉及的赎楼为例，如果通过担保公司赎楼，则300万贷款需要5-6万元的赎楼费，整个赎楼过程要花费半个月左右。近期，多个城市均推行“带押过户”来免除赎楼环节。建议充分利用我国的信息技术优势，简化消费环节，为民众搭建便利的消费平台。
三是不断提升国内产品质量与服务品质。提升国内产品质量与服务品质，优化消费环境，不仅能够有效吸引需求“回流”，更有利于释放中高收入群体尚未被满足的消费需求。抓住新时代新消费特征，积极提供户外露营、母婴、宠物、颜值、家清、托幼等产品和服务。关注旅游消费迅速恢复态势，丰富文旅和文娱体育产品，打造特色旅游项目，加快投放优秀电影作品和文艺演出。顺应老龄化趋势，着力增加高质量的中医医疗、养生保健、康复等健康服务。
四是推动相关立法及消费监管改革。消费品价格不透明、假冒伪劣现象较多、消费维权不易等问题仍较严重。解决的关键是政府要转变行政职能,切实履行其社会管理责任，担当起消费者“保护神”的角色。建议相关部门对消费市场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及时修改和完善相关法律，健全消费维权机制，加大对不法行为的惩治力度。探索建立消费动态大数据监测平台系统，加快消费信用体系建设。通过法律和政府监管形成良好的消费环境,促使民众放心消费。
四、小结：建立“能消费、敢消费、易消费”的长效机制助力经济增长
提振我国经济的关键在于消费的提质扩容。短期看，消费具备最大复苏潜力；长期看，提升最终消费的GDP占比是未来优化经济结构的方向。但是，目前消费复苏及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可持续性不容乐观。需要建立“能消费、敢消费、易消费”的长效机制和基础设施，为消费提质扩容扫清障碍，继续努力挖掘国内消费市场巨大潜力，确保国民经济长期向好。
建议针对不同群体特征，给予其“能消费”的收入，赋予其“敢消费”的信心，构建好“易消费”的环境。一是提升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水平，使其“能消费”。我国居民收入增速与可支配收入占比较低限制了居民消费能力的上限，增加居民的收入是提升消费能力的前提和条件。建议通过保障就业数量，提升就业质量，拓宽居民增收渠道，并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方式增加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二是提升中低收入群体公共服务保障水平，使其“敢消费”。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使得居民对未来缺乏安全感，难以形成稳定的支出预期，导致储蓄率较高。政府需提高政策的稳定性预期，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减少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才能让居民将储蓄转化为消费。三是增强中高收入居民消费便利，使其“易消费”。消费限制多、交易成本高、产品供求不匹配、缺乏法律保护，限制了消费需求的释放。建议为大众消费创造更多消费场景，提升国民消费的便捷性，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进而更好地激发消费意愿。
作者：
刘锋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兰春玉 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