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领导人就中国碳排放目标作出意料之外的承诺，金融监管部门官员对气候风险持何种看法？有什么应对思路？

9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表示，中国将力争二氧化碳排放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这一实现碳中和的时间表，仅比最早完成工业化的欧洲晚了十年，对于许多气候领域的海外观察人士来说也属意外。

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下称“绿金委”）主任、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骏对财新记者表示，人类面临的更大挑战在于气候变化。他援引经济学人智库（EIU）最近的一项研究称，在极端气候条件下，全球或有43万亿美元的金融资产损失。

在马骏近日参与组织的绿金委2020年会暨中国绿色金融论坛上， 多位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官员首次系统地阐述了环境、气候风险对金融机构的影响及其应对。

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该场论坛发言中表示，气候变化和环境因素带来的风险具有长期性和不确定性，并可能通过多个渠道演化为金融风险，金融机构应该高度关注此类长期风险，加强对相关方法的前瞻性研判，防范环境与气候风险演化为金融机构风险和系统性风险。

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在随后马骏主持的一场讨论中进一步阐述，从中央银行的两大职能——维护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定——看，现在各方已有越来越多共识，气候相关风险会是系统性风险的一个重要来源，这包括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

根据马骏任主任的清华大学绿色金融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模型研究，贷款给煤电项目目前的违约概率大概为3%，10年后违约率将超过20%。“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能源转型导致的金融风险。”马骏称。

王信续指，转型风险涉及政策，气候相关政策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大家知道我们中国承诺2030年前碳排放要达峰，但是对于2060年是不是能够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有很多期待。在这个过程中，相关的政策在变化过程中，这就是一个转型风险。”

对于给货币政策带来的影响，他表示，极端气候情况对产出、就业、物价都会产生影响，令金融机构的行为和资产负债表都发生变化，这也会让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发生变化，加大货币政策决策的难度。

银保监会政策研究局一级巡视员叶燕斐在同场讨论中着重谈到，对中国的银行业、保险业来说，重视气候相关风险尤为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与海外机构相比规模特别大；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银行的资产久期实际上是最长的，大量的资产都是10年、20年，甚至久期更长的资产。”

在此情况下，一旦投资的资产使用了传统的、旧的技术，它的排放就长期难以改变。这或将带来大量的搁浅资产，进而给银行带来很多信用风险。

根据他的观察，过去10年，美国道琼斯指数涨了三倍，但是其中的石油、天然气板块只涨了10%至20%，化石能源资产的表现在资本市场中其实已经反映出来。

“所以国内的银行业、保险业，不要看到现在能收到利息，但是最终，有可能随着技术的变化、政策的变化，可能面临前5年收到利息，后15年、20年失去本金的局面。”叶燕斐指出。

中央银行如何应对环境、气候风险？王信分析，可以从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两方面来看。“货币政策的应对相对来讲争议大一些，但是央行也可以考虑有所作为。”具体到中国，可以在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中更多考虑气候变化对产出、就业、通胀的影响。

目前其他国家已经在做的是在量化宽松、购债过程中，买一些绿色债券、绿色资产。中国央行现在还没有此类操作，“但是我们也可以考虑，在所谓的结构性货币政策方面有所作为。”王信说。

在宏观审慎政策方面能做的事情更多，这在国际上也有较多共识。王信举例称，央行和金融监管部门可以要求金融机构更多地披露相关信息，做好相关敞口的分析，压力测试、风险评估等。中央银行自己也要开发相应的气候变化分析评估模型，做好相应的压力测试。

关于银行和保险机构的应对，叶燕斐建议，首先还是要提高认识，应对环境、气候变化既是国家的大方向，也是全球的大潮流。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全球的政策方向肯定是往这个方向去，我们想在全球有更多的朋友，也应该往这个方向努力。”

此外，叶燕斐还建议，银行、保险机构也要研究一些方法，包括在数据、模型等方面。但是无论是数据的积累、模型的积累，还是能力方面的积累，都离不开金融机构最高层的重视，“我特别希望在董事会层面、公司治理层面，把气候变化作为银行、保险机构风险管理最重要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