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曾经步履蹒跚的绿色金融逐渐进入风口期。2016年，中国绿色债券市场成为全球最大的绿债市场。社会资本发起的绿色基金达到了200多只。多个省区启动绿色金融试点。

然而，合乎“理想主义、担当精神和创新意识”的绿色金融并不能一蹴而就。如何让其寻到一条可持续的方法，走出情怀、补贴之谷，仍是中国金融机构眼前的难题与责任。

正因为如此，在山寒水冷的冬日，数十位来自高校、科研院所、金融机构、非政府组织的专家学者，借兴业银行新书《从绿到金：基于赤道原则的银行可持续发展实证研究》发布之际，齐聚北京单向空间书店商讨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前景。

从“春风不相识”到“芳草碧连天”

绿色金融的发展与社会经济所处的阶段密不可分。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提出了“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的口号，环境管理、污染治理主要依赖行政手段，经济金融政策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不受重视，绿色金融自然也无从谈起。

这种情况在1995年有了初步改观。那一年，原国家环保局率先发布《关于运用信贷政策促进环保工作的通知》，人民银行随后发出《关于贯彻信贷政策与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金融部门在信贷工作中重视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

此为中国绿色金融最初的萌芽。不过，上述政策既没有给出明确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的定义，也没有对相关管理措施给出明确表述，因此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绿色金融政策，而仅具有某种“启蒙”的价值。

被业界公认为第一项绿色金融的政策直到2007年才出现。2007年7月，原国家环保总局、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发布《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要求金融机构对未通过环评的项目不得新增任何形式的授信支持。该文件初步形成了绿色信贷框架，标志着中国银行业正式开启绿色信贷时代。此后，作为应对环境污染的全新方法，绿色金融在政策体系上日益丰富完善。

这种变迁从金融机构的实践中体现得更为生动。兴业银行是我国首个“赤道银行”。2007年，有人问该行董事长高建平，如果绿色金融不赚钱，为什么兴业银行要做呢？高建平答，也许短期内不挣钱，甚至要冒一定的风险，但是随着各方的培育，市场和利润终归会有的。

事实如其所言。最初，兴业银行的绿色金融业务在市场上颇遭冷落，时有质疑的声音，然而，经过十年的坚持，其已为近1.5万家企业提供绿色融资近1.5万亿元。道不孤，必有邻。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今天，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加入到绿色金融的潮流中去。“赤道银行”也迎来中国大陆第二个小伙伴——江苏银行。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对此颇为感慨：当年兴业银行采纳赤道原则时是踽踽独行，几乎是“春风不相识”，十年之后，我们终于迎来了绿色金融的春天，看到了“芳草碧连天”的景象。

绿色金融不能只有情怀二字

尽管春雨已至、天地已新，但绿色金融面前的困难还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坦言，对绿色金融、赤道原则早有关注，和兴业银行也多有接触，然而，对绿色金融的“真意”却仍费思量。

“一般参加会议致辞，我最多准备两天，可是这个发言我看了很多材料，依然不太得要领。”他疑惑的一点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商业模式，主要还是靠税收、财政的支持。“这不是一个可持续的办法。”

这正是绿色金融当今的痛处。不少金融机构虽然对绿色金融心向往之，但是无奈其“情怀很高，利润很低”，真到下手时不免瞻前顾后，毕竟金融机构不能任性“撒币”。

鲁政委分析称，我们都还没能够真正把“绿色”和“金融”结合起来，可谓“此时相望不相闻”。“政府补贴的空间总是有限的。我们必须知道一个不需要出钱、只需要政府出政策，市场就会自动运转的方式。”

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前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对绿色金融深有研究，也深有感情。他在许多大场合介绍过中国绿色金融的进展，也了解其中之难。

他说，很多坎儿还需要绿色金融迈。比如信息不对称。信息披露还不足够，投资者不知道哪个企业是绿色的，哪个企业是污染性的，即使有绿色偏好的资金也难以找到投资项目。再比如期限错配。我国银行的平均负债期限只有6个月，因此，银行很难为长期绿色项目提供大量的信贷，否则会面临严重的期限错配风险。环境权益的抵押品范围受限也是个大问题。

环境保护部原总工程师、环境保护部科技委员会委员杨朝飞指出，目前，我国尚欠缺技术标准、实施指南和具体工具来支撑银行全面实施绿色信贷，各家银行只能按照各自的方法实施绿色信贷所需的风险评级、绩效评估和内部培训等。特别是由于缺乏细分行业的技术标准和操作指南，银行在执行绿色信贷时缺乏统一的标准，容易进退失据。

他特别提醒，即便是环保治污项目，即便是绿色产业、绿色技术，其中依然存在着社会风险和环境风险。“不能说国家产业政策允许，银行就随意贷款。”这方面的教训已不少，银行一定要搞独立评估，不能盲目迷信“绿色”。

创新是“从绿到金”的法门

在专家们看来，绿色金融来不得等靠要，必须锐意创新，方能“从绿到金”。

李杨说，银行在理念上要有新认识。“作为商业性机构，银行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天经地义。但去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十九大、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三个会议传递的信息告诉我们，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完全商业化的投资活动基本不存在，比如基础设施投资、扶贫、共享等。发展绿色金融，落实到银行上，银行要转变理念，要市场原则、经济原则和社会原则并重，这就要考虑非经济的因素。”

鲁政委称，我国在制度创新方面具有顶层设计方面的独特政治体制优势。因此，他在制度方面提出了两个设想：第一，让绿色债权获得优先受偿权。这样能够使绿色的债权变得更安全，即便收益率低一点投资者也愿意投资；第二，降低绿色融资的风险权重。目前兴业银行的绿色贷款的不良率只有约0.2%，而其他21家主要银行机构绿色信贷不良率也只有0.4%左右，这与同期全部贷款1.7%不良率相比，低了至少75%。“为什么不可以把绿色信贷的风险权重因此下调为25%呢？如果这样，我相信绿色信贷也会发展得更快。就好像投资者虽然利率低也愿意买国债，是因为其风险权重为零。”

另外，绿色项目需要长期、低成本的融资，短期资金很难为绿色项目提供融资，而对当前债券的发行利率，不少绿色项目又难以承受，对此鲁政委建议，为支持作为2020年之前三大攻坚战之一的“污染防治”，对于绿色金融还可以考虑进行定向降准。

杨朝飞表示，纵观美国金融市场发展，灵活、多样的金融产品与交易方式是其表现形式，耗时近百年建立的信用体系、风险评级机制等风险管理体系才是其精髓所在。在此基础上，美国金融市场涌现出多种多样的绿色金融产品以及成体系的环境风险管理方法。就我国而言，作为环境问题市场化解决手段的绿色信贷政策，在未来也会出现更多的激励机制，不断将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例如对环境风险较低领域的贷款免受贷款总额限制、对于绿色投向金融产品的优惠政策等。届时，金融机构环境与社会风险的管理能力对其在金融市场的竞争力是决定性的。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副院长、绿色债券实验室主任史英哲则提议，在政府、市场二元系统之外，加上社会的考量。通过更多第三方的参与，让整个社会力量形成对绿色金融发展有利的正循环，那么，绿色金融就有了长期的市场价值，迈起步来也更容易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