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观点认为，货币政策“管总量”，财政政策“管结构”。然而，近年来在我国经济结构性转型、全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能够“管结构”的货币政策受到监管者的青睐。支持绿色发展的货币政策便是其中之一。

2018年6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适当扩大中期借贷便利（MLF）担保品范围，将不低于AA级的绿色债券、优质绿色贷款等特定领域的资产纳入其中。这标志着我国通过货币政策激励绿色发展的措施，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中期借贷便利（MLF）是近年来人民银行向商业银行提供基础货币的一种新型渠道。商业银行获取基础货币后可扩张信贷规模，进而增加业务量与利润。以往商业银行获取MLF时，需要以国债、AAA级公司信用债等高等级、稀缺的资产作为担保品，这限制了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规模与利润增长空间。

此番人民银行定向扩大担保品范围，将直接有利于持有较多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的商业银行扩张其业务，也将激励其它商业银行持有更多绿色债券、绿色信贷，进而促进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的发行发放。而更多的绿色债券、绿色信贷发行发放，便意味着更多的经济项目绿色化，这将最终有利于我国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可以说这是一种“结构性杠杆”操作。

实际上，我国已有多份重要文件提出，通过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经济政策激励绿色信贷、促进绿色发展，实践中也已有一些地方落地施行。例如，2015年《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通过贴息激励绿色信贷，2016年《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以及2017年五省区《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总体方案》提出针对绿色信贷的再贷款、再贴现、担保、资产证券化等政策，2017年第三季度人行《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提出将绿色信贷纳入宏观审慎评估（MPA）体系。而实践中，厦门市率先引入了具体的绿色信贷激励措施 ，随后，福建省、北京中关村、江苏扬州等多地相继落地了类似的激励政策，新疆还于上月（2018年5月）专门印发《货币政策工具支持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绿色经济发展实施细则（暂行）》。

国际上来看，更有学者提出了一些激进的货币政策，以进一步激励绿色发展，例如：基于碳交易权的货币政策工具（Hourcade和Cassen，2015）、区别化准备金率要求（Campiglio，2016）、绿色宏观审慎政策、绿色量化宽松（Van Lerven和Ryan-Collins，2017）。有人认为，货币政策考虑“绿色”问题，偏离了货币政策原本的目标。实际上，这恰恰是有助于“稳定”这个货币政策基本目标的——在长期，环境与气候变化问题很有可能影响经济的稳定，英国央行在2015年已做出了相关研究（BoE 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2015）。涉及“绿色”的货币政策在国际上是一个很新的研究方向，Monnin（2018）和Campiglio（2018）对相关政策工具给出了初步总结。（更多相关资料需要可与本文作者联系）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多项涉及“绿色”的货币政策，在国外还多处于提出与讨论阶段，而在我国已于今天付诸实践。这次，我们的金融政策走在了国际前列，这是中国作为绿色金融“全球旗手”的自豪，更是中国对全球治理中“大国责任”的一种担当。中国尝试使用货币政策调控结构性问题，为国内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办法，也为国际货币政策实践创新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另外，我们目前已完成一篇题为《基于DSGE模型的绿色信贷激励政策研究》的论文，专门研究上述相关政策。文章总结了国内外已有、潜在政策措施，为研究以绿色信贷激励政策为代表的结构性货币政策，提供了一种理论模型。同时，我们还提出了更多可行的政策工具。待该文发表后将再与大家分享。

本文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研究员、伦敦大学学院（UCL）博士。

作者邮箱：pandongya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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