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经济活动外部性的内部化，是解决绿色发展问题的终极手段之一。近日发改委对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改革，为此迈出了重要一步。完全的外部性内部化难以一蹴而就，当下许多绿色金融政策，便通过一些经济激励措施，间接引导企业将外部性内部化。长远来看，绿色金融政策还是应着眼于类似此次“价格机制改革”的制度性安排，促进企业自发将外部性内部化，形成与绿色发展更相容的金融制度。绿色金融政策从经济激励扩展到制度安排的演进，也反映着“绿色金融”的定义将有从“第一代”到“第二代”的飞跃。

水、电、废价格改革，外部性的内部化向前一步

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源环境外部性问题的内部化，是实现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终极手段之一。

7月2日，发改委公布《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见》，明确了建立自然资源使用（用水、用电）、环境损耗（污水排放、废物处理）价格机制的改革方向。这将使基于价格进行决策的市场主体，内生化地考虑经济活动的部分资源环境成本，自发将这部分资源环境的使用量控制在最优水平。这是为完全实现外部性问题的内部化，迈出的重要一步。

使企业资源环境成本内部化，也将促进企业市场价值更准确地形成、有助于金融机构对其融资时给出更合理的金融产品定价。

内部化难以一蹴而就，绿色金融激励政策加以引导

经济完全实现外部性的自发内部化难以一蹴而就，绿色金融政策登上了舞台，其尝试通过适当的经济激励措施，引导企业减少负外部性行为、增加正外部性行为。

由于经济活动外部性测量的困难、产权难以完全明确、交易成本较高等原因，通过一整套制度安排完全实现外部性的自发内部化，在当前有一定难度。为尽快解决外部性问题带来的空气污染等民生问题，包含经济激励的多项绿色金融政策，例如绿色信贷贴息、再贷款、风险损失补偿等，在近年出台。

这些金融政策工具能够增加绿色经济活动的收益、减少其风险——即相对改变了具有外部性的经济活动的 “价格”。这将间接引导企业减少具有负外部性的行为、增加正外部性行为，促进绿色可持续发展。（参见：王遥、潘冬阳合著论文《中国经济绿色转型中的金融市场失灵问题与干预机制研究》）

通过绿色金融制度设计，促进企业外部性的内部化

长远来看，绿色金融政策还是应着眼于制度性安排，促进企业自发将外部性内部化，而不是仅着眼于具有引导作用的经济激励工具。

现行一些绿色金融政策工具，特别是经济激励工具，存在天生的问题，例如：政策的延续需要政府持续付出成本；无论是数量型还是价格型的经济激励工具，往往都会对自由市场带来一定扭曲、产生无谓损失；支持绿色发展的货币政策工具，可能对传统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形成一定掣肘（这点在近期有关货币政策取向的激烈讨论中显得尤为显著）。

为避免这些问题，长远绿色金融政策的设计还是应着眼于类似此次“价格机制改革”的制度性安排，促进企业自发地将外部性内部化，形成与绿色发展相容的金融制度。例如，引入企业环境信息强制披露制度。这将反映企业面临的环境风险，帮助金融机构改进资金定价，使企业因价格改变而内生化地考虑经济活动的外部性环境成本，进而自发将环境使用量控制在最优水平。建立资本市场的“第三方绿色评估”制度、制定包含绿色因素的审贷流程规定，也是类似道理。这些制度性安排，相对经济激励，是更有“可持续性”的政策。

当然，能够使企业自发将资源环境外部性内部化、与绿色发展相容的金融制度安排，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这需要许多基础性工作，比如：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方法的规范化、自然资源资产负债核算体系的建立等。我们高兴地看到，相关研究已经起步。

从经济激励到制度安排，绿色金融概念的迭代飞跃

绿色金融政策从“经济激励工具”，扩展到“制度性安排”的演进过程，也反映着“绿色金融”的定义将有从“第一代”到“第二代”的飞跃。

“绿色金融” 目前在我国最常见的定义是：“指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所提供的金融服务。”这样的定义，与小微金融、科技金融、能源金融等在本质上是类似的——都是怎样使金融更好地支持某个经济领域、部门。于是，设计、运用好有针对性的经济激励工具，便是一项重要外延。可以说这是“第一代”的绿色金融定义。

然而，绿色可持续发展并不是某个部门的事情，而是全社会的目标、需要整个经济社会的参与。这便使得“绿色金融”不再只是简单的“定向支持环保产业”。金融作为经济的核心与血液，引导着资金资源的流向，进而间接影响着所有经济活动。在这样的语境下，绿色金融便是指：金融制度体系的绿色化，或，一个改进了的、能够引导资金资源与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更相容的金融制度与规范。

这可能也应当是“第二代”绿色金融定义的演进方向。这将使“金融无处不绿色”，使金融的每一动作，都是有利于绿色可持续发展的。

作者潘冬阳系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研究员、伦敦大学学院（UCL）博士生。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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