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业产业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然而过度捕捞和非科学养殖等生产模式造成污染、海洋和淡水系统生物多样性丧失、栖息地退化等环境问题日益严峻，不仅威胁生态系统健康，还进一步威胁产业自身的稳定性。
从2021年到2025年的五年期间，中国渔业生产预计将提供6900万吨的水产品。确保渔业生产实现可持续转型是提高产业韧性、保护环境的关键。这也成为了重要国家战略，中国在“十四五”渔业发展规划中特别强调了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一、渔业治理为什么需要金融业
目前中国渔业治理主要通过行政监管手段实现，相关监管框架近年来也在逐渐完善，包括控制渔船数量和功率等的投入控制，捕捞总量零增长等产出控制，休渔禁渔和渔具管理等技术控制，以及针对养殖业的养殖许可、养殖容量规划等措施。
中国渔业以“小而散”的渔民、渔户为主，水产大型企业数量稀少，从业人员众多且分散，生产产品和生产方式多样。以行政手段为主要治理方针的策略导致解决问题的所需的投入近乎全部落在监管机构上——对不同的捕捞种群、渔船、渔具，不同养殖方式，不同形式的养殖污染，不同种类的养殖投入品等，都要投入研究力量、执法人员、执法设备来执行、落实。在此背景下，渔业治理难免出现监管成本高，政策执行难到位的情况。因此，行政监管不应该成为单一的渔业治理手段。
当前，除了监管以外，渔业补贴转型（例如通过减少燃油补贴，转而发放“海洋渔业资源养护补贴”）等经济刺激手段，通过技术创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例如建设规范化渔业产业园区）等产业布局优化手段都成为渔业产业转型的切入点。
然而，产业金融可以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未得到充分重视。金融具有资源配置、风险管理等重要功能，具有推动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巨大潜力。面对此领域的研究空白，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IIGF）与世界自然基金会（瑞士）北京代表处共同开展了相关研究并于日前发布了“渔业金融助力产业可持续发展”系列报告，对产业金融（即“渔业金融”）和渔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联系进行研究。
二、金融业为什么要参与渔业治理
金融业助推渔业可持续发展是对自身潜在风险的规避。
渔业生产受到金融业的贷款支持和风险担保，其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会对金融机构带来环境相关金融风险（environment-related financial risks）。首先，捕捞和养殖造成的渔业资源衰退、赤潮、水母暴发、富营养化、鱼病害等环境问题和灾害都对渔业生产本身造成物理风险；其次，中国渔业管理政策框架在不断完善，包括调控政策力度的提升（例如禁渔期的延长），监管框架的改进（例如限额捕捞试点的增加以及在未来的常态化执行，以及养殖尾水排放行业标准的逐渐完善），执法投入的提升（例如近年来的渔政“亮剑”行动的人力物力投入都在逐年提升），都会对行业主体造成风险（“转型风险”, transition risks），需要渔民渔户投入额外成本进行整改，或者相关主体将面临关停、罚金等行政处罚。此外，国内外市场也逐渐对食品安全、生产环境表现提出更高的要求，行业主体将面临商品失去竞争力，市场进入出现壁垒等风险。
不论是物理风险还是转型风险都可能导致行业主体还款困难、保险赔付高于预期等问题，从而以信用风险或者承保风险的形式造成金融机构的损失。因此，金融机构有必要对相关风险进行识别、分析、监测、控制。对此类风险进行管理不仅可以帮助自身规避相关风险，还可以引导产业可持续转型。
三、金融参与渔业治理路径与现状
为渔业提供金融服务的主要包括银行和保险机构，提供信贷和保险两大类金融服务。金融作为经济活动的“血液”，可以通过提供融资、保险为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杠杆”。这主要可以通过两条路径：
一是渔业金融实践的“绿化”（ “greening the finance”）：金融机构通过主动将可持续相关标准纳入金融服务流程中，推动渔业的可持续经营。在贷款和保险条款中系统性地纳入对渔业生产环境表现的要求，让可持续的生产方式成为享受金融服务的前提条件，可以创造利好可持续生产的金融环境。同时需要注意，在从事可持续性差的生产方式时，行业主体可能因为较低的生产成本而出现较好的财务表现，反而容易获得贷款等金融服务。因此，在金融服务提供前期依据生产活动的环境表现进行筛选，还可以避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此外，提高对客户生产经营环境表现的要求，提前筛选服务对象也是金融机构管理相关风险的重要方式。
二是渔业金融支持“绿色”渔业（“financing the green”）：缩小渔业领域绿色金融服务供需差，为绿色渔业技术、可持续转型提供金融服务。金融机构可以通过提供绿色渔业贷款、绿色渔业保险（即为特定可持续渔业生产方式提供风险管理服务的保险产品）等产品为渔业转型提供有针对性的金融服务，从金融角度激励产业可持续转型。
当前金融机构在助力产业可持续转型和风险管理两方面存在巨大的实操空缺。
首先，为渔业提供的金融服务与可持续概念存在脱节，仍然停留在相对传统的阶段，即主要关注行业主体的财务健康、经营风险等方面，几乎没有对生产经营环境影响的考察。在保险贷款条款中更是没有系统性地对生产的可持续性做出要求。再者，在为“绿色”生产提供支持方面，绿色贷款、绿色保险等相关产品也比较有限。其次，对于渔业环境相关金融风险的管理也非常有限，缺乏系统性的风险管理流程。
这首先是因为渔业的内生特点。其“小而散”且多样的生产模式、较高的专业壁垒导致基础和生产过程信息可得性差，金融机构欠缺对行业的了解，金融服务监测生产方式可持续性的成本过高，也提高了风险管理成本。欠缺对行业的了解也导致金融机构缺乏引导行业可持续发展和对进行环境相关风险管理的意识。
其次，缺乏相关政策指引和工具也是主要原因。因为“靠天吃饭”的渔业生产经营本身风险就较高，所以其金融服务的提供很大程度上靠政策驱动，市场参与动力较低，而目前相对缺乏针对渔业产业金融政策引导，这包括提供引导性文件和金融机构可以利用的绿色金融政策工具。在帮助金融机构识别支持项目方面，现有的绿色金融目录性工具在渔业的可应用度就比较差，《绿色产业指导目录》或者《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中明确提及的关于“绿色渔业”或者相关农业项目的内容主要偏向少数的、更现代化的渔业生产方式，对渔业产业整体的覆盖度不高，在实际操作中相关目录在渔业产业的应用也非常有限。
三、充分发挥金融力量仍需多方参与
为了充分发挥金融的补充作用，需要采取措施应对上述痛点，同时管理相关金融风险。此进程需要多利益相关方进行共同努力。
首先，需要解决产业内生问题，打破金融业和渔业之间的信息和沟通壁垒。这主要通过组织化和信息化两条路径。组织化指通过合作社、信用社、行业协会、NGO等民间组织将分散的主体进行组织化，使得与渔民渔户沟通、进行统一调动成为可能。信息化指通过引入新型技术，使得渔业生产的基础性信息（鱼塘位置、面积、塘主、渔船功率、渔船主等）和过程性信息（出海时间、渔获量、投饵时间、量、频率等）更加可得。
例如，海南智渔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智渔”），作为当地与渔民社区联系紧密的NGO就与当地渔业社区、品牌协会、金融机构合作，促进渔业生产组织化、信息化。金融机构可以通过与这样的民间组织合作、加强多方交流来加深对行业的了解。此外，加大复合型人才的投入，主动了解行业主体金融需求也是金融机构可以采取的措施。
其次，政策作为产业金融的重要驱动力，需要充分发挥其引导作用，并为金融机构提供相应政策工具。这包括出台指引性政策，向金融机构释放信号，激励其引导行业可持续发展。农业和金融监管部门还需要出台政策工具，例如定向支持渔业项目目录，或避免支持的项目/主体名单。当前部分国际组织已经进行了初步研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UNEP FI）的可持续蓝色经济系列报告中就包括“建议避免支持的项目”相关报告，其中从养殖选址、污染和水质、入侵物种、捕捞鱼种、非法捕捞、捕捞方式、雇工和工作条件、种族和性别平等这几个方面列举了金融机构应该避免的项目。国际金融公司（IFC）发布的《蓝色金融指引》也初步说明了金融机构在筛选渔业产业服务对象过程中应该注意的要点，其中提出应该主要依赖海洋管理委员会（MSC）等认证体系提出的指标。此外，相关部门还可以通过发放利率、保费补贴等方式推动绿色渔业金融产品落地。
最后，金融机构需要有意识地建立纳入了环境考量的金融决策流程，开发服务渔业可持续发展的金融产品，有效管理渔业环境相关金融风险。在内部管理过程中，可以考虑建立渔业行业生产环境表现评估部门、渔业环境风险管理部门等特定部门；在金融服务中，可以将行业主体生产活动环境影响相关指标融入贷款、保险条款，并落实长期监控，以保证行业生产活动可持续性、持续管理相关风险；在金融产品层面，需要不断创新，与民间组织、水产企业或者政府部门合作开发并落实绿色渔业保险、绿色渔业贷款等金融产品，定向支持绿色渔业生产活动。例如，智渔与当地品牌协会、保险机构还成功联合落地了创新的罗非鱼保险产品，在金融服务中加入可持续相关标准，落实渔业金融服务的“绿化”。
本文首发于中外对话海洋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