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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金融 | 我国中医药服务体系的特殊作用与政策扶持

发布时间:2020-06-03

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时对中医药发展作出系列论述指出,“要加强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提高中医院应急和救治能力。要强化中医药特色人才建设,打造一支高水平的国家中医疫病防治队伍。”我国高度重视公共卫生视野下的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中医药服务体系发展取得显著成绩。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中医药在我国乃至世界疫情预防、治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进一步彰显了我国中医药服务体系在公共卫生和健康事业中的突出地位。同时也要看到,我国中医药服务体系亟待建立健全,中医药发展基础和人才建设还比较薄弱,中药材质量良莠不齐,中医药服务体系发展可持续性不强,迫切需要包括金融在内的各项政策扶持。

一、中医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特殊作用

在我国新冠肺炎患者救治中,中医药显示了明显疗效,在抗击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医药筛选出临床证实有效的“三药三方”:金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胶囊、血必净注射液和清肺排毒汤、化湿败毒方、宣肺败毒方。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有超过7.4万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1.5%;其中,湖北省超过6万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0.6%。临床疗效观察显示,中医药总有效率达到90%以上。这一突出成效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和积极评价。在诊疗中,群众对中医药有迫切需求,隔离的患者希望中医药早期介入,轻症患者有90%愿意用中药进行干预,重症患者有80%愿意接受中西医结合治疗。实践证明,在新冠肺炎治疗中,中医药介入早、参与度高的地方,患者的病亡率相对较低,中医药成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利器。从公共卫生学和流行病学调查看,轻症、重症(危重症)和康复期,是治疗新冠肺炎的三个不同阶段,构成一个完整链条,根据中国中医科学院科研成果,中医药全过程起效显著。

一是轻症患者病情无一加重。第一项研究是在武昌社区开展的新冠肺炎轻症患者使用寒湿疫方(武汉抗疫方)干预。该研究由中国中医科学院武昌区政府、湖北省中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等团队共同完成。以武昌区隔离点居家治疗的确诊新冠肺炎患者为目标人群,以寒湿疫方(武汉抗疫方)为暴露因素,服用寒湿疫方的患者为暴露组,未服用任何该药(包括汤药、配方颗粒)的患者为非暴露组,分析两组患者的转重率及患者转重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最终进入分析的共有721例,寒湿疫方组430例,对照组291例。主要的结局指标新冠肺炎病情加重率:寒湿疫方组为0例(0.0%),对照组为19例(6.5%),差别有统计学意义。患者总体年龄的均数为48.5±14.4岁,中位年龄为48岁。有合并基础疾病的例数为334人,占46.3%,合并使用中成药的例数为452人,占62.7%。研究表明:在社区推行寒湿疫方对控制新冠肺炎病情的加重具有保护作用。

二是重型(危重型)患者病亡风险降低八成多。该研究是在重症定点医院开展的研究,由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和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合作完成。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所有住院新冠肺炎病例1476例,其中,重症/危重症新冠肺炎患者662例(中药汤剂组484例,非中药汤剂组178例),分析重症/危重症新冠肺炎患者的病亡风险。结果显示,共病亡71例,其中中药汤剂组病亡15例;未用中药汤剂组病亡56例。统计分析表明,中药汤剂组的病亡风险下降了87.7%,与未用中药汤剂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值得一提的是,以年龄、性别和病情程度这三个影响因素为匹配变量,采用倾向性评分最终匹配成功的病例为312例。病亡49例,其中,中药汤剂组病亡13例,未用中药汤剂组病亡36例。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中药汤剂组的病亡风险下降了82.2%,差异仍具有统计学意义。

三是患者出院后症状改善复阳率低。该研究在武汉康复驿站开展,由湖北省中医院和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合作完成。新冠肺炎痊愈患者追踪观察时发现,少数治愈患者复查核酸检测结果复阳,引发了人们担忧。能不能降低患者的复阳率,引起大家的关注。他们对武汉6个康复驿站观察的治愈出院新冠肺炎患者进行分析,所有观察人员平均隔离观察时间约为10天。共观察有420名出院人员。其中,325人接受中药综合干预,包括恢复期颗粒、八段锦、穴位贴敷灸、足浴等。95人未接受任何干预。结果显示:经中医综合干预后,观察人员的咳嗽、胸闷气短以及乏力、心悸、失眠、出汗等症状得到明显改善。中医综合干预组的复阳率为2.8%(9/325);对照组复阳率为15.8%(15/95)。两组复阳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分析,在校正了年龄、性别、合并基础疾病、疗程等8个因素之后,中医综合干预是核酸复阳的独立影响因素。

二、公共卫生视野下的中医药服务体系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为中华民族繁衍生息作出了巨大贡献,对世界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医药服务体系是新时代健康中国战略的必然要求,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对于坚持中西医并重、打造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的中国特色卫生健康发展模式,发挥中医药原创优势具有重要意义。为此,2019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印发《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中发〔2019〕43 号)中要求,“结合实施健康中国行动,促进中医治未病健康工程升级。在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丰富中医治未病内容”。首次明确将中医药体系纳入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之中。具体说来,公共卫生视野下的中医药体系包含以下内容:

一是中医药服务机构体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民政部、中国残联分别负责,分别负责为各单位按职责分别牵头,发挥中医药整体医学和健康医学优势,建成以国家中医医学中心、区域中医医疗中心为龙头,各级各类中医医疗机构和其他医疗机构中医科室为骨干,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基础,融预防保健、疾病治疗和康复于一体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提供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建立健全体现中医药特点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大力发展中医诊所、门诊部和特色专科医院,鼓励连锁经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提供中医养生保健服务的企业登记经营范围使用“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规范表述。

二是中医药服务阵地体系。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国家中医药局负责扩大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培养中医专业医学生规模。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负责在全科医生特设岗位计划中积极招收中医医师。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分别负责鼓励实行中医药人员“县管乡用”,鼓励退休中医医师到基层提供服务。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负责放宽长期服务基层的中医医师职称晋升条件。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健全全科医生和乡村医生中医药知识与技能培训机制。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分别负责支持中医医院牵头组建医疗联合体。

三是中医药服务信息化体系。国家中医药局、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药监局负责,实施“互联网+中医药健康服务”行动,建立以中医电子病历、电子处方等为重点的基础数据库,鼓励依托医疗机构发展互联网中医医院,开发中医智能辅助诊疗系统,推动开展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和远程医疗服务。依托现有资源建设国家和省级中医药数据中心。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统计局、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加快建立国家中医药综合统计制度。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药监局、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负责,健全中医药综合监管信息系统,综合运用抽查抽检、定点监测、违法失信惩戒等手段,实现精准高效监管。

四是坚持中西医并重,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与特色。中医学的研究方法蕴含着系统论,主要以整体为着眼点,多以定性观察为手段,一般采用综合的方法进行辨证论治;西医学的研究方法体现着还原论,主要以局部为着眼点,多以定量实验为手段,一般采用分析的方法进行辨病论治。可以说,中医和西医是人类医学之树上生长出来的两个枝繁叶茂的分枝。现在,连接中医和西医的桥梁越来越多,正在相互结合、共同发展。将传统中医药学与现代医学有机结合,推动中西医学相互促进、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在重大疑难疾病防治中有针对性地发挥各自优势、结合二者长处。提高医务人员中西医结合救治能力,规范开展中西医结合医疗救治,更好发挥中西医结合在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中的作用。

三、我国中医药服务体系的政策扶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医药学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瑰宝,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并要求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对于中医药服务体系给予重视和支持。另一方面, 2019年5月,第七十二届世界卫生大会审议通过《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首次将起源于中医药的传统医学纳入其中,奠定了中医药在治疗疾病中的科学地位。2019年11月,国务院中医药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重点任务分工方案》(国中医药办发〔2019〕15号),对于我国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和管理体制机制进行了分工部署,成为推进中医药体系建设的政策依据。据此,特提出以下政策扶持建议:

一是将中医药纳入医保政策范畴。建议由银保监会、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分批遴选中医优势明显、治疗路径清晰、费用明确的病种实施按病种付费,合理确定付费标准。及时将符合条件的中医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积极将适宜的中医医疗服务项目和中药按规定纳入医保范围。

二是完善中医药价格政策。以临床价值为导向,以中医优势服务、特色服务为重点,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完善医疗服务价格形成机制。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时重点考虑中医等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医疗服务价格。健全符合中医药特点的医保支付方式。

三是加大政府财政投入中医药体系建设。建议建立持续稳定的中医药发展多元投入机制,在卫生健康投入中统筹安排中医药事业发展经费并加大支持力度。加大对中医药事业发展投资力度,改善中医医院办院条件,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切实保障公立中医医院投入责任落实。

四是鼓励对于中医药体系的融资。建议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各省级人民政府分别负责,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参与,鼓励地方设立政府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市场化运作的中医药发展基金。建议银保监会、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引导商业保险机构投资中医药服务产业。

五是建立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建议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药监局等负责,围绕以较低费用取得较大健康收益目标,规划建设一批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鼓励在服务模式、产业发展、质量监管等方面先行先试。

六是加快构建中西医结合的应急医疗体系。不断提高中医药防病治病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在中医药领域建立开放、竞争、协作的机制,特别是通过资源共享、联合攻关、优势互补、技术支持、联合共建等完善中医临床和研究机构的协作机制,快构建中西医结合的应急医疗体系,提高中医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整体能力。

作者:

刘秀峰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健康金融课题组助理,华中科技大学法学博士

研究指导:

任国征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研究员,健康金融实验室(数据库)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