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50周年。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同其他两位学者一起荣获2019年度这一经济学最高奖项，获奖理由是在“减轻全球贫困研究”领域做出的巨大贡献。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最年轻的获奖人，埃斯特·迪弗洛在健康经济领域有不少成果，对于健康金融未来的研究有很大的启发价值和学理意义。
一、迪弗洛的学术概况
埃斯特·迪弗洛现年47岁，出生于法国。曾就读于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巴黎综合理工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1999年博士毕业之后，她打破了美国大学不招收本校毕业生的惯例，任职于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
图1 麻省理工学院官网上埃斯特·迪弗洛的简介
在学术研究领域，迪弗洛成就斐然。她32岁时成为了正教授，那年是她入职麻省理工学院的第五年。2010年，她更是荣获了在经济学领域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勋章。可以说，埃斯特·迪弗洛在学术道路上一帆风顺，成就突出。而今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也让她一举成为获得该奖项最年轻的学者。在迪弗洛获奖之前，诺贝尔经济学奖最年轻得主的纪录保持者是1972年获奖的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约瑟夫·阿罗，时年51岁。
图2 国内出版的《贫穷的本质》一书
与其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往往著作等身的特点不同，迪弗洛及其合作者的著作并不多。《贫困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则是由她与阿比吉特班纳吉共同撰写，英文版出版于2011年。身为全美顶级的大学教授，但迪弗洛的重要贡献并不在于著作本身，也不在于数百篇的论文和大量的引用率，而在于他们对实际的贫困政策的实践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迪弗洛对于健康经济学的实验室研究
2003年，迪弗洛在麻省理工学院成立了著名的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J-PAL），她和她的研究团队一直为该实验室提供指导。J-PAL实验室的任务是确保扶贫政策的制定基于科学依据，从而减少贫困人口。从博士阶段的论文写作起，迪弗洛一直致力于实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与合作者共同改写了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研究方法，将随机试验的田野调查方法引入发展经济学。迪弗洛的研究往往以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居民为调查对象，通过大量的随机调查实验评估减贫政策的效果。
图3 埃斯特·迪弗洛和她的研究团队
图片来源：https://www.povertyactionlab.org 左起第6位为埃斯特·迪弗洛，右起第4位是同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的阿比吉特·班纳吉（迪弗洛的丈夫）
从官方网站（https://www.povertyactionlab.org）的数据来看，自成立以来该实验室已经在83个国家或地区开展或正在开展978项随机试验，涉及从清洁水到小额信贷到预防犯罪的各种主题。研究人员与实地实施者建立了联系，并为调查工具的设计、数据的收集、统计分析和数据的发布做出了贡献。该实验室还创建了全民可用的研究资源，旨在帮助研究人员的开发工作、随机评估的进行以及支持那些向他人教授该方法的人。除了提供研究资源外，J-PAL员工还充当“媒人”，帮助分支机构与其实施合作伙伴联系起来，以促进新的研究和创新。他们为研究者提供的资助计划支持随机评估，以寻求解决方案来应对学前教育、医疗保健和儿童健康等方面的政策挑战。值得一提的是，在浏览J-PAL官网的过程中，作者发现该研究团队中有两名年轻的华人学者，一名是来自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公共政策学的助理教授白洁（音译），另一位是曾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如今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农业与资源经济学系任教的助理教授蔡洁（音译）。
图4 J-PAL官网上关于J-PAL Courses的最新计划表
图片来源：https://www.povertyactionlab.org/training
迪弗洛还通过实验研究的方式评估健康政策的福利改善效果。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政策实施对于社会、公民福利的改善程度是其评估政策是否实施的重要依据。在摩洛哥个人需要自掏腰包将自来水接入家庭，那么接入自来水对于其福利的改善到底有多大？埃弗洛通过实地的实验研究发现，自来水的引入虽然不能直接增加个体的收入和劳动能力，但却增加了个体的劳动时间，影响了劳动力供给数量，从而增加了收入。
三、迪弗洛对于健康经济学的前沿探索
作为影响个体劳动能力和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健康问题一直受到发展经济学家的关注。早在20世纪50-60年代，一些学者就开始系统地研究健康领域的经济学问题，并最终形成“健康经济学”这一经济学分支领域。美国人马尔达1952年在《世界卫生组织纪事》发表的《卫生的经济方面》一文被认为是卫生经济学的第一篇著作。1958年,S.J.麻希金在华盛顿出版的《公共卫生报告》上发表论文《卫生经济学定义》，明确提出卫生经济学的定义是“研究健康投资的最优使用的科学”。同时，健康在贫困问题的化解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埃斯特·迪弗洛长期致力于贫困化解的田野实验，对扶贫过程中政府和个人的健康投资也做了深入的研究。
首先，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联合开设的《发展经济学》课程中，迪弗洛作为主讲人之一讲授了健康与营养相关方面的内容。她通过构建简单的经济学模型，提出一个人如果因为生病或者其他身体原因而无法参与工作，那么其收入必然受到影响，从而说明收入是健康的函数；另外，如果一个人身体健康，那么其可用于劳动的时间更长，收入更高，从而说明健康是收入的函数。在这一推断下，如果将二者进行合并，就会发现上一期的健康水平必然是下一期健康水平的函数。那些贫困的人如果因为无法接受有效的医疗和保健服务，而使身体健康受到损害，那么就会陷入恶性循环。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因病致贫返贫是造成贫困户贫困的首要因素。国家卫计委的数据显示，因病致贫返贫贫困户占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比例达到44.1%，涉及近2000万人。在所有因病致贫返贫贫困户中，深度贫困县贫困人口中因病致贫、患慢性病、患大病、因残致贫的占到80%。
其次，迪弗洛研究了不同免疫接种方案的效果差异。在贫困落后的非洲地区，每年都有大量儿童和妇女因为未接受免疫接种而死亡，这大大影响了非洲国家年轻劳动力的供给，相当程度上造成了今日非洲的贫困。因此近年来，无论是联合国还是世界卫生组织都致力于加强贫困落后地区的疫苗接种工作。然而，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却发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由于贫困地区居民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对于疫苗接种效果的认识不足，大量的人不愿意参与疫苗接种。面对这些现实问题，迪弗洛在印度拉贾斯坦邦农村开展了随机对照试验，将人们分为两组，一组开展免疫知识的教育工作，另一组在开展教育的同时为接种者免费发放扁豆。实验结果发现，相比于原有强制推行方式下6.2%的接种率，第一组的受试者接种率提升到16.6%，第二组上升到38.3%。这说明，在健康政策推行过程中合理的激励约束相容机制是至关重要的。
最后，埃弗洛研究了公共卫生产品供给的重要问题，即公共医疗服务和保健服务是否应该免费。她同合作者研究了药物价格对治疗寄生虫感染的驱虫药的服用情况的影响。结果发现，当药物免费时，75%的父母会给孩子服用药物。然而当费用仅有微小上涨，即价格涨至低于1美元的价格时，选择服用药物的比例骤降至18%。许多类似的实验得到了类似的结果。这说明穷人对预防性保健的投资价格极为敏感。显然，这一研究对于如今我国公共医疗领域改革方向的确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可以预见，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对于健康的要求将持续提高。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国民健康，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健康中国”规划纲要》明确将“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就未来促进国民健康的知识普及、合理膳食、全民健身、控烟行动、心理健康促进、健康环境促进与疾病控制等十五项重大行动提出了具体要求。在“健康中国2030”战略与“脱贫攻坚”战略任务双重政策背景下，未来健康经济和健康金融定将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
（课题组成员、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中文专业叶蔚青对此文亦有贡献。课题组关于基础理论、学术前沿和重大政策的研究成果，将一般在每月的第三个周四刊出。）
作者：
王超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科研助理，健康金融课题组成员，中央财经大学体育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指导：
任国征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研究员，健康金融课题组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