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俞剑；夏必川；吴雨恒；吴楠
发表期刊：计量经济学报
关键词：电力供应；稳就业；产量效应；中间品替代效应；企业进入
一、引言
当前，全球正在经历以风、光等可再生能源替代传统化石能源的绿色低碳转型变革和以人工智能与大模型为引领的数字化技术变革，这种双重变革正在重塑全球电力供需格局，尤其是对全球电力供应构成了严峻挑战。从供给侧看，能源系统脱碳进程加速推进，虽然新能源技术取得快速进步，但仍旧不能有效应对新能源间歇性、波动性等物理挑战，难以稳定支撑高比例、大规模的新能源接入。这对电网调度、储能支撑和电力供应系统稳定性构成严峻考验。与此同时，能源消费结构的深度电气化转型进一步强化了电力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基础性能源地位（范英和衣博文，2021）。从需求侧看，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与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算力经济正在强势崛起，其对电力消费需求的指数级增长正在重构当今世界的电力需求图谱（IEA，2024）。这种源自绿色低碳转型变革和数字化技术变革的双重冲击不仅深刻影响着全球电力市场，而且也对我国电力供应构成严峻挑战。
为了系统考察中国电力供应对就业的影响，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电力供应的企业生产模型。该模型在竞争性企业生产模型中，引入电力供应的概率设定，通过产量效应和中间品替代效应两种渠道来揭示电力供应对企业就业的影响。与此同时，本文采用中国城市电力供应指数与中国税收调查企业数据，从实证角度交叉验证了理论模型的结论，并且在地区层面发现电力供应还会通过吸引新企业进入，提升本地就业容量来扩大就业规模。考虑到地区发展水平差异、行业电力依赖度差异、企业规模和抗风险能力差异等，本文进一步分析了电力供应的稳就业效应在地区、行业和企业三个维度的异质性。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研究视角的创新。稳就业的主体是企业，企业生产的前提是电力供应，本文将电力供应纳入到企业生产模型中，揭示了电力供应与稳就业的内在逻辑关系，有效缓和了“保供电”与“保就业”的矛盾。二是机制分析的创新。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的扩大企业生产规模（产量效应）和减少企业外购中间品（中间品替代效应）两种机制，以及地区层面的吸引新企业进入，提升本地就业容量机制来揭示电力供应影响就业的传导渠道，极大丰富了电力供应影响稳就业目标的传导机制分析。
二、文献综述
1）引致企业就业变动的影响因素。近些年，伴随我国经济下行压力的持续加大，就业问题日益凸显并成为学术界关注焦点。提高就业吸纳能力，扩大就业总量是保障民生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目前，既有文献从制度变革与国家政策（王贤彬和陈春秀，2023；崔小勇等，2024）、生产力发展与技术进步（尹志锋等，2024；王林辉等，2023）、外商投资与中间品贸易（张川川，2015；毛其淋和许家云，2016）、环境规制与污染治理（王勇等，2013；崔广慧和姜英兵，2021）等诸多方面剖析我国就业的影响因素。
就业岗位的创造和扩大依赖于经营主体的创立和发展（杜运周，2024），改善企业外部经营环境，推动企业稳岗扩岗，是实现充分就业的微观基础。部分文献以企业为分析对象，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因素及传导机制做出了富有成效的探讨（邱康权和梁占永，2024；陈胜蓝等，2023；崔小勇等，2024）。其中，基础设施作为政府提供的公共品，它会改变企业决策的外部环境，影响其成本函数或利润函数，进而引致企业劳动力需求发生变化（Demetriades and Mamuneas，2000）。梳理既有文献不难发现，学者们对数字和交通等基础设施的稳就业效应进行了充分考察（孙伟增和郭冬梅，2021；刘海建和胡化广，2023；杨冕等，2024），并发现用能成本提高和环境规制政策带来的能源投入限制，均会导致企业主动降低能源消费和劳动力雇佣（Cox et al.，2014；Li et al.，2022；周亚虹等，2023）。一方面，各类基础设施对企业的赋能路径存在显著差异，尽管能源、数字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均有助于优化企业经营环境，但其就业带动效应需结合具体生产环节分析。能源基础设施的完善能否形成就业促进效应，需根据产业链特征进行差异化研判。另一方面，尽管政策限制与能源成本上升会抬高企业用能的经济负担，进而促使企业调整劳动力要素的最优配置比例并引发用工需求变动，但与电力供应不足对企业生产活动的硬性约束相比，这些机制的作用路径均表现出较强的弹性特征，难以全面体现低碳转型进程中企业生产面临的实际困境。因此，本文通过深入分析电力供应的稳就业效应来对相关文献进行有益补充。
2）电力供应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电力是现代企业正常生产与运营的基础，缺乏稳定的电力供应会给企业绩效带来广泛而深远的负面影响（Cole et al.，2018；Elliott et al.，2021；Xiao et al.，2022；Guo et al.，2023；Yu et al.，2023；Bao et al.，2024）。在面对电力供应不足时，企业会采取各种手段最小化经济损失，包括购置自备发电机、缩减当期生产规模或转移至电力密集度较低的行业等（Alby et al.，2013；Fisher-Vanden et al.，2015；Abeberese，2020；Pinar et al.，2021；Cheng and Shi，2024）。
劳动力作为企业核心生产要素，其投入会随外部环境变动而变动，这种基于成本控制策略的要素替代机制已成为企业应对电力供应不足的重要手段。然而在电力供应不足情境下，关于企业如何通过优化雇佣规模以实现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最大化的问题，学术界仍存在明显分歧（Abeberese，2017）。部分学者认为，电力供应不足导致企业获取电力成本提高，因而可能会使用劳动力代替电力进行生产，使得劳动力雇佣需求增加（陈媛媛，2011；Hardy et al.，2021）。也有学者认为，电力供应不足可能会抑制企业生产规模，使得企业的劳动力需求萎缩（Grainger and Zhang，2019；Mensah，2024）。还有少数学者认为，电力供应不足与企业劳动力雇佣决策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相关性（Abeberese et al.，2021）。通过梳理上述文献不难发现：一是既有文献中关于电力供应与就业的一般性讨论缺乏系统性的理论分析和模型构建，影响机制也未达成共识。二是由于各国经济结构和基本国情的特殊性，企业对于电力的依赖度，以及电力在实际生产中的应用方式不尽相同，稳定电力供应对于企业就业的影响可能也会存在显著差异。目前，关于中国电力供应对企业就业的影响研究较为少见，仅有Zhao et al.（2024）通过评估中国特高压输电工程给出了电力供应会影响就业的间接证据。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回答两个重要现实问题。一是电力供应在中国是否真的存在稳就业效应；二是如果存在这种稳就业效应，其背后的传导机制是什么。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1.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本文实证研究的微观企业数据来自中国税收调查企业数据库。该数据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在全国企业中进行抽样调查的结果，除各种税费相关指标外，还包含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的详细指标；企业特征方面，同时覆盖了规模较大的重点调查企业和抽样得到的大量中小微企业，因此具有较好的代表性，该数据库目前已在学术研究中被广泛使用（崔小勇等，2024）。本文选取了2010年至2016年税收调查数据库的制造业企业调查数据，与中国城市电力供应指数进行匹配。为保证数据质量，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了一系列处理：1）剔除职工人数等关键变量为非正值或缺失的样本；2）剔除明显不符合会计准则的观测值，例如资不抵债、净利润大于总利润、固定资产大于总资产或长期负债大于总负债等；3）对绝对值型变量取对数；4）为避免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对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5）人均GDP根据城市所在省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进行平减（2010年=100），最终整理得到包含538，228家企业信息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在基准回归设定中，本文依据企业所在城市代码，将城市层面数据匹配到中国税收调查企业数据中，有关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
企业就业是被解释变量，采用本年职工人数均值的对数值衡量（记为ln__employees）。中国城市电力供应指数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参考Guo et al.（2023）提出的电力供应不足指数（简称电力短缺指数）思路进行构建，并将其记为ES。中国城市电力供应指数主要采用大数据文本挖掘方法，根据表征电力供应不足的关键词频率来反映一个地区的电力供应情况。
2.模型设定
以企业就业规模（ln__employees）为被解释变量，电力供应指数（ES）为核心解释变量，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来考察电力供应对企业就业的影响。模型具体设定如下：
其中i、j和t分别表示企业、城市和年份。ln__employeesijt表示位于城市j的企业i在第t年的就业规模，ESjt为城市j在第t年的电力供应指数。Xit为企业层面控制变量集，包括企业资产、利润率、负债率、薪资水平和企业年龄。Zjt为城市层面控制变量集，包括城市人口、政府规模、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和产业结构。µi为企业固定效应，λt为年份固定效应，εijt为未观测到的随机误差项。
四、实证结果分析
1.基准回归结果
表3是电力供应影响制造业企业就业的回归结果。表3第1列为单变量回归结果，第2列仅加入企业层面控制变量，第3列仅加入城市层面控制变量，最后一列同时加入企业和城市层面控制变量，上述四列结果均表明电力供应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电力供应每提高1个标准差（10.07），企业就业规模就会上升0.20%（=10.07×0.02%），且在1%水平上显著，初步证实了本文提出的假设1，即电力供应具有稳就业效应。该结果与Mensah（2024）的估计结果一致，表明增加电网基础设施投资、提高电力供应稳定性是扩大就业的一种行之有效方式。
除此之外，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也基本符合预期。在5个企业层面控制变量中，除企业薪资水平与企业用工规模负相关外，即高昂的劳动力成本可能会抑制企业用工需求，其余四个变量（企业资产、利润率、负债率和企业年龄）均与企业就业规模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4个城市层面控制变量中，政府规模和地区人均GDP与企业雇佣人数正向相关，而城市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则与企业用工人数呈负向关系，表明政府规模和地区人均GDP水平越高，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越低，企业吸纳就业能力越强。
2.机制结果
根据本文第三部分理论分析，电力供应将通过产量效应与替代效应影响企业劳动力需求。
具体而言，产量效应是指电力供应可能会导致企业产出发生改变，进而影响企业劳动力投入，若产量扩大将会导致就业人数增加。出于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电力供应将会降低企业单位产品生产的边际成本。同时，生产成本减少可能会促使产品价格下降，使得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上升。基于这些原因，电力供应可能会增加企业产出，进而使得企业增加劳动力需求（周亚虹等，2023）。替代效应是指在产量不变的情况下，电力供应带来要素投入比例变化，进而影响企业的劳动力需求。正如本文第三部分所说，电力供应充足和电力供应不足时的劳动边际产出有所不同，导致替代效应的影响方向是不确定的。事实上，在生产实践中替代效应可能存在两种表现形式：一是中间品替代效应（Fisher-Vanden et al.，2015），电力供应会促使企业减少中间品投入，延长自主生产链条，增加劳动力投入。二是机器人替代效应（Acemoglu and Restrepo，2020），稳定电力供应会便利企业的机器人应用，导致机器人替代人工生产，使得企业劳动力需求减少。于是，本文对相关传导机制进行实证检验。
（1）产量效应
如前所述，企业生产规模是影响劳动力需求的重要因素。借鉴王锋和葛星（2022）的做法，本文使用企业营业收入衡量企业生产规模。表12第1列报告了OLS的估计结果，电力供应的估计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电力供应能够提高企业就业规模，当电力供应提高1个标准差时，企业就业规模会增加0.40%。这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第二个假说，表明在实际生产中，稳定电力供应会扩大企业产出，进而使得企业增加劳动力雇佣。同时，为排除内生性影响，验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表12第2列报告了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电力供应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正。
（2）中间品替代效应
由本文理论模型推导可知，若电力与中间品投入表现出替代关系，电力供应不足时中间品（MG∗）多于正常电力供应时期中间品投入（MS∗），使得fL（L∗，EG∗，MG∗））充分大，则替代效应使得劳动力需求减少。这具体表现为企业为应对电力供应不足造成的自主生产成本提高，会通过购买中间品的方式，外包原本企业内部的生产流程，降低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需求。Fisher-Vanden et al.（2015）通过似不相关回归（SUR）分析了电力短缺对于企业生产的要素中性和要素偏向影响，结果发现电力短缺显著增加了企业的中间品投入。参考钱学松等（2018）的处理方法，本文将“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营业收入”定义为企业中间品投入比重（记为Intermediates__ratio），该指标反映了企业生产过程的中间投入占比。表12第3列报告了电力供应对中间品投入比重的影响，结果发现电力供应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该结果表明电力供应每提升1个标准差，中间品占企业总成本比重就会减少0.81%。第4列是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该结果进一步佐证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和可靠性。综上，电力供应越稳定，企业生产过程中间投入占比越低，将更倾向于自主生产，增加劳动力雇佣。这从中间品投入角度为替代效应的存在提供了有力证据。
（3）机器人替代效应
考虑现有文献发现企业机器人的应用可能对企业的劳动力雇佣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Acemoglu and Restrepo，2020），而电力供应可能会便利企业的机器人使用，进而减少劳动力需求。因此，本文通过企业名称来匹配中国税收调查企业数据与海关数据库，并使用企业该年进口的机器人数量作为企业机器人应用的代理变量10（记为robot__number）。表12第5列报告了电力供应对企业机器人应用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电力供应并不会显著增加企业的机器人使用数量。表12第6列是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该结果显示电力供应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这说明在样本期内电力供应并没有显著提升企业的机器人应用，也就不存在机器人替代劳动力的可能性。这一结论排除了机器人替代效应的潜在渠道，间接证明了增加劳动力雇佣的中间品替代效应具有主导作用，替代效应会扩大企业的就业规模，从而有力佐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说2。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随着电力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我国虽不再存在长期性的全局电力供需缺口，但区域性电力供需匹配失衡问题却仍然存在。同时，为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与稳步推进碳中和进程，电力在经济发展全局的地位将更加突出。稳定充足的电力供应在优化现代企业生产经营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缓解就业压力方面承担着重要角色。
本文得出如下主要结论：第一，电力供应会显著提升企业的就业吸纳能力，电力供应每提高1单位标准差，企业就业规模就会扩大0.20%。此结论在将上网电价调整幅度与城市电力依赖度交乘项作为工具变量排除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和进行添加高维固定效应、去除部分特殊城市的企业样本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第二，电力供应稳定对于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存在显著异质性：电力供应稳定性提升会使得经济欠发达地区企业、非高耗能行业企业、高电力密集度企业、中小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就业水平明显上升，对经济发达地区企业、高耗能行业企业、低电力密集度企业、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就业的影响则不显著。第三，稳定电力供应会通过产量效应和中间品替代效应扩大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对企业的机器人应用则不存在显著影响，即电力供应质量改善会促使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并使得企业由中间品进口转变为自主生产，提升劳动力雇佣水平，而非采用机器人以替代人工劳动。第四，城市电力供给质量会显著影响企业的市场进入决策，平均电力供应稳定性指数每提高1个标准差，新进企业数量就会增加1.16%，在广延边际上实现企业部门的就业增长。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得出以下四点政策启示：
第一，稳定能源电力供应，增加电力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确保电力供应的长期稳定，政府应当加大对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着力提升各类电源发电保供能力，推动重要新增电源按时投产，提升各类电源顶峰发电水平。同时优化电网资源调度能力，加快推进电网工程项目建设和配电网升级改造，利用各地负荷余额差异，充分发挥跨区跨省通道输送能力，并通过分布式能源等技术手段优化电力调配，平滑电力波动，最大程度避免对于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的负面影响。
第二，保障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推动就业稳存量扩增量。就业是民生之本，我们研究发现电力供应稳定性增加会显著提升在位企业就业水平，并促进潜在企业进入，且对于中小民营企业的影响尤为明显。保住市场主体才有可能实现充分就业目标，中小微企业作为就业蓄水池，提供了80%的企业就业岗位，是吸纳就业的重要阵地。因此，各地应为企业经营创造良好生产环境，提升能源系统韧性，保证生产用电供给，激发现有企业活力，同时吸引外地企业投资进入，最大程度夯实总就业基本盘。
第三，实现区域电力供给均衡化，提高区域就业承载力。本文研究发现，稳定电力供应的就业拉动效应，对位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企业更加明显。因此，政府应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推动电力资源的合理调配，特别是加大对中西部省份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电力设施建设与维护，着重完善当地的电力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各地区的电力供应稳定性，促进产业合理布局，扩充地区就业容量，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第四，有序推进以新能源为基础的新一轮电气化，实现能源转型与稳定就业的“双赢”。随着碳排放约束的持续收紧，未来以风、光等新能源为基础的电力将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我国政府应拓宽新能源应用场景，实现各行各业电气化深入发展，并保证稳定清洁的电力供给，科学合理设计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路径。在新能源安全可靠替代的基础上，有计划分步骤逐步降低传统能源比重，避免增加绿色转型的潜在社会成本，为企业提供有力的外部能源支持，增强企业信心，扩大就业岗位，促进实现高质量发展。
六、原文摘要
充足且稳定的电力供应是企业生产的基础，它不仅能保障本地企业的就业岗位，而且还能吸引潜在企业进入进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电力供应的企业生产模型，采用中国城市电力供应指数与中国税收调查企业数据，深入考察电力供应的稳就业效应。研究发现，电力供应具有显著的稳就业效应，这种效应在企业层面主要通过扩大企业生产规模（产量效应）和减少企业外购中间品（中间品替代效应）两种渠道来实现，在地区层面主要通过吸引新企业进入，提升本地就业容量渠道来实现。进一步分析表明，电力供应的稳就业效应具有地区、行业与企业异质性，具体表现为经济欠发达地区、非高耗能行业、高电力密集度企业、中小企业与民营企业更为明显。本文研究成果为保障企业就业，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稳就业目标提供重要的决策依据。
作者：
李雨珊 中央财经大学国家财经战略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指导教师：
王 遥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