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气候治理进入“落实承诺”阶段的背景下,气候风险管理正从金融监管领域向实体企业全面延展。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会议(COP30)的核心议题之一,COP29与COP30主席国阿塞拜疆及巴西于大会前夕共同发布《巴库至贝伦1.3兆美元路径图》(REPORT ON THE BAKU TO BELÉM ROADMAP TO 1.3T),明确要求各经济体强化气候风险识别、情景分析及压力测试机制,以支撑适应与韧性建设的系统实施。欧盟理事会发布的COP30立场文件“Council conclusions on COP30 preparations”提出,应将风险识别扩展至企业部门,以确保价值链在极端气候与转型冲击下保持稳定。
在COP30众多国家及学者的呼声下,气候风险已从环境议题转变为影响企业经营连续性、供应链安全及融资可得性的关键变量。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这意味着在“双碳”目标与国际规则双重约束下,需从被动披露转向主动识别与量化管理,将气候风险压力测试内嵌至战略规划与内部治理体系之中。本文从全球治理趋势与国内政策演进的视角出发,结合金融机构成熟的情景分析与压力测试框架,系统讨论企业开展气候风险压力测试的必要性、可借鉴的技术路径及适用的治理机制,旨在为企业构建气候韧性提供研究支撑与方法启示。
一、政策背景
(一)全球气候监管的深化促进风险管理体系加速成型
国际监管要求趋严,压力测试走向常态化。近年全球气候治理框架从披露导向逐渐迈向风险管理导向,各国监管机构陆续将气候风险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纳入正式监管体系,欧洲在其审慎监管框架中明确要求将气候风险纳入内部资本评估和前瞻性情景分析;美国、英国及新加坡等金融市场也纷纷推动大型金融机构开展基于气候变量的稳健性评估。与此同时,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情景工具不断完善,为全球金融体系提供了统一的风险建模基础,使气候风险的定量识别和中长期影响评估成为监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在其气候相关披露准则中,更要求企业采用气候情景分析评估业务韧性。在一系列国际监管趋势演变下,气候风险不再仅需以披露形式进行呈现,而是需要进入以模型、数据和情景为基础的系统性管理阶段。
(二)中国气候风险管理架构的演进构建系统化政策基础
中国监管层积极响应,在气候金融监管方面逐步构建自身的压力测试框架。2016年,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发布《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首次明确提出支持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环境风险压力测试。2021年7月,人民银行发布《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要求金融机构开展气候情景分析或压力测试;2022年2月,人民银行会同多部委印发《金融标准化“十四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2025年前建立统一的气候风险压力测试方法学;2022年6月,原银保监会发布《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指引》,要求将气候风险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同时,中国人民银行于2021年基于自身搭建的气候风险压力测试框架,选取电力、钢铁、建材等8个高排放行业,对23家重要银行进行了敏感性压力测试,推动金融体系逐步建立覆盖数据、模型、治理的气候风险管理框架,为气候风险理念由金融部门向实体部门延伸奠定制度基础。
(三)企业气候治理要求的提升推动从披露走向韧性建设
随着“双碳”战略深化与国际规则趋严,企业正逐步成为气候风险监管链条中的关键主体。金融监管端要求透过银行等金融机构将气候风险的需求传导给企业。欧盟的企业可持续报告指令(CSRD)已强制要求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公司披露范围一、二、三的碳排放,即涵盖供应链的间接排放;欧盟企业尽职调查指令(CSDDD)进一步强化了对供应链环境风险管理的要求。尽管欧盟委员会曾在 2025年初的Omnibus Package中提出上调企业规模门槛、缩小适用范围等CSDDD的削弱性修订方案,但该项简化提议在10月的议会表决中遭到明确否决。即使11月13日欧洲议会批准其谈判授权以进入后续三方谈判,但CSRD及CSDDD的条款弱化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同时,欧盟COP30立场文件进一步强调,气候风险识别应覆盖完整价值链,以提升企业在极端气候与转型压力下的系统稳健性。中国香港金管局亦提出要求在2035年前,金融业需实现全行业气候压力测试的目标,港交所要求上市公司披露气候情景分析结果,全面对标TCFD框架。中国内地的《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格式指南(试行)》《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编制指南(试行)》等环境信息披露制度、ESG指引及行业性披露框架均开始对企业识别气候风险暴露、评估潜在财务影响提出直接或间接要求基础。由此,企业层面的监管逻辑正从单一披露转型成为风险管理的治理模式,气候风险压力测试也或将成为企业战略管理的重要工具。随着气候风险管理标准的提高,国内监管和行业标准或也逐步将大型企业、重点行业纳入气候风险评估和情景分析的范畴。
二、企业开展气候风险压力测试的必要性
(一)环境议题到经营风险的演变
气候变化正通过更频繁的极端天气和长期环境转变,使企业面对的风险已不再停留于环境影响层面,其将直接作用于生产连续性、供应链组织和资产安全。此外,企业的风险不仅取决于自然环境本身,更需参考其生产布局、供应链结构与资产特征,高温、干旱、洪水等极端气候事件不仅将直接损毁工厂、设备等资产,可能会造成供应链中断、生产效率下降、市场需求变化等连锁反应,影响企业价值链的每一个环节。
同时,出海企业还需面对全球范围内愈发严格的气候政策,如前文所提及碳边境调节机制、绿色准入标准、供应链尽职调查要求等。气候风险因此成为影响企业营收、成本、市场准入和国际竞争力的实质性变量。压力测试能够帮助企业前瞻性量化不同情景下的物理冲击与政策冲击,从而在战略规划和资源配置上提前做出合理安排,防止风险在局部事件中快速演化为系统性冲击。
(二)被纳入风险与估值体系
在全球及国内监管政策推动下,金融机构正系统性地将气候因素纳入信用风险管理框架。大型银行在内部评级、授信政策、抵押物估值及定价机制中逐步引入碳排放强度、行业转型路径、物理暴露度等指标,以识别企业在不同情景下偿债能力、资产价值及收入结构的变化。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的气候风险压力测试调研并评估了多家金融机构信贷组合的气候风险承压能力,在压力情景下,企业营收、成本结构和资产减值路径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其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率(LGD)与现金流稳健性,而多数银行已在模型体系中建立了因气候冲击导致风险迁移的逻辑链路。
对于企业而言,气候风险暴露程度也正直接影响其融资成本、授信额度与资本市场估值。高排放企业可能面临更严格的资本占用、更高的风险权重与更紧缩的授信政策;而资产位于高物理风险区的企业,也可能由于抵押物价值不稳定而遭遇融资条件恶化。因此,若企业不能主动提升其气候风险的承压与规避能力,或开展压力测试并向金融机构展示其风险识别和应对能力,则其将在未来的信贷、债券融资及资本市场沟通中处于不利位置。
(三)供应链作用下不断加剧的风险暴露
气候风险在供应链体系中的传导往往比在企业自身内部更迅速、更隐蔽,也更容易被企业低估。企业在气候风险传导中虽不总会被作为“起点”,但总会成为其中“节点”,一旦上游环节因极端气候或政策变化影响,企业将面临明显的成本压力、库存压力与现金流压力。
无论是因极端天气或气候政策事件而产生的物理风险,还是因高碳定价或更严格排放标准而形成的转型风险,均会改变企业的成本结构。中财大绿金院系列气候风险压力测试报告显示,资产密度高、供应链集中度强的区域在物理风险事件中成本影响会成倍放大,但企业是否能够将这些成本转嫁取决于其市场地位、产品差异化程度与合同结构,而非成本本身的增幅。也即企业虽未直接暴露在灾害核心区域,仍存在因上游成本剧增而被迫承担全部风险的可能性。而转型风险事件中,若企业的市场结构、产品议价能力不足以实现充分传导,那么即便碳价上涨幅度相同,其利润收缩程度也可能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制造业和出口企业,特别是在国际买家提出供应链低碳要求后,企业无法简单地通过调价实现对冲,而必须通过内部减排或供应链调整来吸收冲击。
同时,全球大型采购商正在将情景分析纳入供应商选择标准,要求供应链企业证明其在不同气候或政策情景下的成本稳健性和交付能力。整体而言,气候风险不仅改变成本结构,还影响进入市场的“门槛成本”。气候风险压力测试的核心价值在于帮助企业前瞻性识别这些隐蔽的传导链条,评估在不同情景下的成本转化能力与利润侵蚀程度,而对于无法清晰识别气候风险传导路径的企业,将更容易在供应链重构中失去竞争力。
三、金融机构实践对企业的参考
在推动气候压力测试方面,金融机构尤其银行业已积累一套较成熟的方法学和实践经验,这些经验对企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虽然银行与企业在业务性质和风险传导机制上有所不同,但在识别、量化和管理气候风险的思路上,企业完全可以借鉴金融机构的做法并加以灵活调整。
(一)全面、多维度的风险识别框架
金融机构在气候压力测试中形成了多种结构化识别方法,国际研究与监管实践中常见的框架既包括强调事件强度、暴露程度与脆弱性关系的气候科学取向,也包括基于行业属性、区域暴露和资产类型构建的金融监管体系视角,此外亦有围绕业务流程和资源依赖展开的价值链分析方法。
企业无需照搬某一具体模型框架,而重点在于理解其分析逻辑如何在价值链内部形成映射关系。企业生产基地、供应链节点以及关键经营活动往往构成气候风险的主要承载体,其空间布局、资源依赖与投入产出结构决定了物理和转型风险的作用路径。借鉴金融机构的识别逻辑,有助于企业从更系统的角度理解自身业务结构中哪些单元可能在气候冲击下成为风险集中点,并为后续情景分析建立清晰的风险界面。
(二)科学合理的情景构建
气候风险的情景建设是区别于传统风险评估的核心方法论基础。相较依赖历史经验推断未来的分析方式,气候情景框架通过构建政策路径、技术演进、经济转型与气候物理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不确定性提供了一套结构化表达方式。NGFS与IPCC提供的气候情景已成为国际主流参考体系,其中NGFS情景强调政策、技术与经济变量的耦合路径,IPCC则提供温升轨迹、气候物理变量和区域性影响评估。
对企业而言,情景假设的重要性在于帮助其建立一套前瞻性的分析体系,使内部评估能够与国际标准保持一致性,并具备跨时间、跨区域对比的能力。无论采用哪一情景体系,关键在于识别其内部的驱动变量和逻辑结构,须建立与业务相关的“可解释情景体系”。通过理解情景框架的逻辑,企业能够在后续评估中保持假设的一致性,从而增强压力测试结果的解释力与外部沟通的可比性。
(三)严谨的风险传导结构分析
在压力测试中,金融机构通常通过构建从气候冲击到财务指标变化的传导链条,以揭示风险如何经由经营结构影响违约概率和资产损失。尽管这一传导链条服务于金融风险度量,但其逻辑具有跨领域的启发意义。无论是转型政策导致的成本结构变化,还是极端气候事件造成的产能受限,其共同特征是通过一系列经营变量的响应而形成最终影响。投入成本、产能利用率、收入稳定性、供应链连续性及现金流波动,是银行模型中承载风险传导的核心变量,也是企业理解自身经营脆弱性的关键环节。
企业应从金融机构的气候风险压力测试报告中清楚认识到,气候因素对经营结果的影响往往不是线性的,而是在供应链集中度、产品议价能力或资产分布格局的作用下发生放大或减弱。金融机构对风险传导链条的系统化建模,可为企业从经营逻辑角度分析气候冲击提供了结构参考,将使企业不再停留于气候风险定性判断,而是能形成有逻辑可循的变量关系。
(四)高端参与的治理决策进程
金融机构在气候压力测试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将结果纳入治理框架的制度逻辑。监管要求推动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将压力测试从一次性任务转向持续性机制,从而在风险偏好设定、资本规划和组合管理中形成前瞻性判断。在金融机构内部,情景框架、数据体系、跨部门协同和年度更新机制共同构成压力测试的组织基础,这种体系化架构强调方法、流程与治理三者之间的一致性。
企业可借鉴这一制度逻辑并非意味着复制银行的管理模式,将气候风险分析体现在其如何支持战略沟通、内部协调和资源配置等决策活动。利用压力测试在治理化过程中的演进,为企业后续构建自身的内部机制提供重要的结构线索。
四、企业行动建议
(一)从结构化风险构建框架结构
在压力测试实施路径中,最关键的第一步并非立即进入量化分析,而是建立企业的“气候风险基线”与一套与企业业务结构相匹配的风险识别基础框架。对于企业而言,风险识别的关键不在于套用某一既有框架,而在于将这些方法的结构逻辑转化为贴合自身经营特征的识别体系。相比金融机构以资产组合为中心的识别方式,企业的风险承载与传导更多发生在其生产基地、供应链节点与关键经营活动之中。生产基地所在区域的气候暴露、基础设施韧性及资源依赖度决定物理风险对产能的冲击程度;供应链节点的地理集中度、物流可替代性和上游资源波动决定风险在经营链条中的传导幅度;关键经营活动(如高能耗环节、核心原料投放、特定产品线)则直接反映企业对碳政策与技术替代的敏感性。因此,在构建压力测试体系时,企业可通过价值链为主线,将多种识别方法的优势加以组合,通过系统化拆解业务结构、资源结构与空间结构,形成自身的风险识别单元。这样的识别体系不仅可与多种情景框架兼容,也为后续的量化评估提供了透明、可解释的逻辑基础。
对于具备一定分析能力的企业,可以进一步结合气象灾害暴露图、行业转型政策和区域能源结构信息,形成结构化的风险识别矩阵;而对于资源有限的企业,则可从“关键节点清单”“资产敏感性概述”“潜在风险事件历史记录”等最小单元出发,逐步扩展识别深度。在识别过程中,企业应更关注风险集中点和潜在单点故障,而非追求全覆盖式清单,从而确保压力测试在有限资源条件下仍具有决策价值。
(二)引入与企业能力匹配的情景框架
情景的核心不是复杂性,而是可解释性。企业应确保所选情景与自身业务结构具有逻辑连贯性,能够反映不同未来路径下的经营关键变量,从而保证压力测试结果具备内部沟通与外部说明的价值。
对多数企业而言,起点可以是选择一到两个与业务高度相关的政策或物理风险情景。例如转型风险,可以碳价格路径、能源替代速度、行业减排成本等变量为主要输入,并结合企业自身产品结构、能源依赖与市场结构进行校准;对于物理风险,企业可基于各基地的地理特征构建“急性—慢性”双重物理冲击情景。同样地,企业在起步阶段也从“简化版”分析框架入手,构建基础压力路径。例如选择高碳价与低碳价情景、选择轻微物理事件与极端事件情景。数据方面亦可通过科研机构、地方政府气象资源或供应商提供的信息建立基础情景假设,避免因信息不足导致框架复杂化而失去可行性。
(三)建立简明的风险传导路径,优先关注成本敏感性
在气候压力测试中,企业无需构建从气候冲击到企业 PD、LGD 的完整传导路径,但需要建立能够反映实际经营脉络的传导链条。建议以成本结构、产能利用率、供应链连续性和收入稳定性为核心变量,根据情景假设逐项分析风险的作用方向和影响幅度。
对于制造业和出口企业,可优先关注碳成本上涨、能源价格波动及上游供应中断对单位产品成本和利润率的影响,明确成本转化率和价格传导能力在不同场景、地区、情景下的潜在变化;对于服务业企业,可重点关注设施暴露、客户需求变化及跨地域业务连续性等变量的敏感度。部分企业也可从“单因子敏感性”入手,例如评估某一政策变量对成本或产能的影响,保持逻辑一致性并逐步扩展到多变量情景。其构建传导路径的关键在于建立适合自身的传导逻辑,使企业能够理解气候冲击如何通过经营变量形成实质性影响,而不仅是停留在定性判断层面。
(四)纳入公司治理流程
企业在压力测试能力上的差异显著,因此治理化机制的建设也应分层推进。对于大型或业务多元的企业,可在风险管理或战略部门设立专项协调机制,定期更新情景假设与评估结果,并将其纳入年度规划、资本支出审议及供应链评估流程;对于中小企业,则可以从年度风险复盘、重要项目可行性研究或供应商审核中嵌入关键情景假设的方式入手,形成轻量化但持续的机制。
企业落实气候风险治理化建设的根本仍在于形成“持续更新—内部协同—外部沟通”的循环。通过逐年积累气候风险数据、改善假设质量、丰富传导逻辑,企业可在量力而行的基础上逐步提升压力测试能力,使其最终成为支持战略判断、供应链管理和风险沟通的稳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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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俞越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