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宏观经济发展模式正经历深刻重构，绿色低碳转型已由先期的生态治理诉求，进一步上升为统筹经济增长、产业升级与系统安全的重要内生变量。结合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的相关部署可以看到，绿色发展继续强调全面绿色转型与协同推进，绿色政策兼顾定量约束与机制供给。相应地，金融体系的重点任务正从传统的资金供给，转向机制创新、结构优化、风险防控与绿色转型深度融合。
一、政策信号与定价底座：从目标约束到机制供给
报告对2025年的绿色成效提供了多组量化事实，包括PM2.5平均浓度下降4.4%，优良水质断面比例提高到91.4%，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过1.3亿千瓦，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1.7%。这些绿色成效不仅是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果，更是绿色金融在过去几年中逐步落地、形成合力的体现。同时，未来明确的降碳目标等也为绿色金融深化发展提供方向与支撑。
一是目标约束前置化与刚性化。报告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3.8%左右纳入2026年主要预期
目标，并解释其政策考量与碳达峰路径的关系。这意味着碳约束将更直接地进入地方发展策略、产业项目准入，以及企业经营的成本与风险评估框架。绿色目标将进一步向金融体系传导，绿色金融应用需求将进一步显现。
二是核算体系与市场机制的闭环。报告提出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碳足迹管理体系，进一步扩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范围，同时推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与绿电应用。这一组合部署为金融定价提供了基础条件，核算与碳足迹体系提升了碳绩效的可比性与可核验性，碳市场覆盖范围扩大有助于形成更具连续性的价格信号，从而为金融机构把碳因素纳入准入、估值与信息披露提供依据。
二、资产端映射：绿色转型任务向三类可融资场景转化
报告对“加快推动全面绿色转型”的任务部署，给出了三类清晰的投融资场景：一是能源与基础设施类资产：聚焦期限匹配。报告提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发展新型储能、扩大绿电应用。此类重资产项目投资规模大、回收周期长。金融供给需在协同中形成对大型复杂项目的全面供给，发挥政策性金融引导作用，带动商业金融、保险资金等长期资本协同投入。同时需加快完善电价与容量补偿机制等制度，让项目形成稳定回报预期。只有制度保障与金融创新协同发力，才能为绿色转型提供可持续的资金支撑。
二是产业低碳转型类资产：聚焦增存并举。报告提出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零碳园区和工厂建设，同时强调管控高耗能高排放项目、淘汰落后产能，并支持绿色低碳技术装备创新应用。该领域是绿色金融与转型金融的协同落点，零碳园区和工厂是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涉及能源供应、生产流程、建筑节能、碳管理等多个环节的减碳协同，运行逻辑必须立足整体布局。金融不能仅停留在对单个设备或技术的点状支持，而需要转向系统化服务方案，为园区整体改造、基础设施共建、第三方碳管理服务等提供一揽子资金支持，推动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零碳解决方案。
三是生态与自然资本类资产：聚焦结构化分担。报告提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完善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推进国家公园建设等。此类项目公共性强、现金流弱，更依赖财政资金、政策性金融与商业资金协同。金融破解投入难题，关键在理念创新、模式创新与技术创新，通过深入应用EOD模式、夯实价值变现渠道等，以时间换空间，把生态保护的长期价值转化为当下可预期的现金流，实现“绿水青山”可量化、可交易、可融资。
三、资金组织中枢：重大工程与国家低碳转型基金的结构意义
宏观减排任务向微观项目落地的过程中，面临早期技术转化风险高、商业资本风险偏好低的核心矛盾。报告在“十五五”6方面109项重大工程的语境下，明确“注重以政府投资带动社会力量参与”，同时指出重大工程既涉及硬投资也包含软建设。这一表述为绿色金融规模化提供了“项目供给端”的抓手。
在绿色转型任务中，报告明确提出设立国家低碳转型基金，培育氢能、绿色燃料等新增长点。在金融业务逻辑中，该基金为长周期、较高不确定性的转型投资提供了风险分层与期限匹配空间，有助于形成政府引导资金承接早期不确定性，商业信贷与产业资本承接成熟期现金流的结构化融资路径，从而把政策导向转化为更可复制的金融资产包与产品线。
四、风险管理边界：将公正转型内化为金融评估指标
产业低碳转型必须统筹经济效率与社会系统安全。报告在推进减排的同时，也通过稳岗就业、区域均衡与能源保供政策等相关部署，为转型成本提供政策缓冲。
面对未来发展的多重挑战，政府工作报告从安全韧性、民生保障等多个角度作出系统部署，这要求金融支持必须置于宏观公正转型的框架下统筹推进。报告提出统筹房地产、地方债务等风险有序化解，体现了对转型中“安全”底线的坚守；明确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一老一小”服务、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体现了对“公平”的关切；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则体现了对“包容”的追求。金融在支持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必须将这些维度纳入风险管理视野，既要防范高碳资产搁浅风险，也要关注转型可能带来的就业波动、区域差距等社会影响，通过转型金融工具创新，支持高碳地区有序退出、高碳职工转岗安置，确保转型过程兼顾效率与公平、发展与稳定。
五、资金组织中枢：重大工程与国家低碳转型基金的结构意义
报告提出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加大信贷、信保支持，并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这意味着绿色金融可进一步从项目融资延伸至贸易融资与供应链金融。这意味着绿色金融的国际合作从以往的政策对话、制度对接，向落地深化迈进。一方面，可推动中资银行境外分支机构与东道国金融机构共建绿色贸易融资通道，为跨境绿色产业链提供人民币结算、绿色信用证等便利化服务。另一方面，依托双边绿色合作机制，探索跨境绿色认证互认、碳核算标准衔接，降低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制度性成本，提升企业应对外部绿色规则变化的韧性，增强本国重点产业链的全球绿色竞争力。
下一阶段，绿色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在宏观上遥强化统筹协同，将绿色金融置于宏观经济发展的框架下，统筹安全与民生，协同财政货币与产业政策，形成制度合力。中观上聚焦服务产业，针对零碳园区、新型电力系统等复杂项目，创新系统化金融服务方案，运用EOD模式、耐心资本等手段破解融资难题。微观上夯实应用基础，依托碳数据、重大项目库、政府引导基金等工具，推动碳足迹与信贷产品衔接，引导资金精准滴灌，将绿色绩效转化为金融语言，确保绿色转型可量化、可落地、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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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倩茜 中央财经大学双碳与金融研究中心业务执行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