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保护与修复是一项全球性议题，在联合国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涉及保护、恢复和促进可持续利用陆地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森林、防治荒漠化、制止和扭转土地退化现象、遏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等多项生态环境的议题。
近年来，国内外围绕“自然融资”开展系列讨论，以期推动在融资活动中，考虑自然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与影响。2023年9月，自然相关财务披露工作组（The Taskforce on Natur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简称TFND）发布了《自然相关财务信息披露框架》（TNFD Framework），2024年6月，结合金融机构的特点，发布了《对金融机构的补充指引》（Additional guidance f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欧洲可持续报告准则》（European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Standards,简称ESRSs）也有关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内容。
在中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战略明确部署，推动生态保护、修复与合理利用始终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主线，金融对生态领域的关注度也显著提升，构成自然融资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自然的融资活动中，面临着自然损耗与破坏的风险，但也孕育着合理利用自然、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机遇。如何不断提升金融对自然项目的支持力度，仍是全球可持续发展需要解决的关键议题。
当前，国内外已有一些自然项目融资的典型实践，初步形成了提高自然项目可融资性的经验，但生态保护、修复和利用类的自然项目仍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
要解决自然融资问题，其关键是在兼顾自然相关项目的公益性或准公益性同时，提高自然项目的可融资性，即打通“公益性项目”与“经营性项目”之间的障碍，以生态保护为基本准则，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进行经营性的开发，发现自然生态的经济价值，在项目设计、项目实施、利益分配等各个方面统筹保护和发展。
一、顶层设计和政策体系
“生态保护和修复+产业导入”的整体设计，是提升项目经济性的核心，通过将“修复保护”与“生态利用”融为一体，改变了生态修复的单一性投入，增加了项目的外部经济来源，同时也进一步发挥了自然要素作为生产要素的重要作用，带动了社会总产出的提升。
在实际操作中，政府与社会资本共同协商，立足生态的全生命周期，谋划持续保护与后期开发的整体计划。即一方面要立足山水林田湖草的一体化特点，通过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提升生态系统质量的稳定性。另一方面科学谋划项目市场化开发的可行路径，立足地方生态水平、经济水平，因地制宜的提出生态产业化的路径，同时尽可能丰富产业化的路径，在保护与修复的过程中有序推动产业发展。
其中“生态修复与保护”更注重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政府通过规划管控、政策扶持、监督服务等方式，引入、撬动技术、资金的投入。“产业导入”更加注重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市场主体利用其在资金、运营等方面的经验与优势，基于生态的特点，探索生态赋能农业、旅游业等产业化的有效路径，叠加政府在政策、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支持，形成了生态产业化的有益做法，获得经济收入。比如在矿山修复的项目中，政府出台相关推动矿山治理的相关规划等，引入企业，企业将生态修复治理与文化旅游产业相结合，依托修复后的自然生态系统、地形地势、历史文化、矿业文化等，设置矿山修复区、矿业遗迹展示区、自然风光区、乡村民俗旅游区等，将无收益的项目转变为有收益的项目，提升项目可融资性。
政策在推动“生态保护和修复+产业导入”模式中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这也是自然本身的正外部性所需要的内在要求。一方面在生态修复中，政府通过出台政策，提出修复目标、明确实施细则、强化过程监管；另一方面，在产业导入中，通过出台政策，支持产业孵化、完善配套机制、提升民众参与度。
总体来看，主要包括以下三类政策：一是规划类政策，主要从全局上明确项目推进的总体思路，以期项目更加科学合理、总体可控，提升项目长期稳定运营的能力，也便利金融机构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管控风险。二是细则类政策，重点在于解决项目运营中的难点、堵点，通过制度创新或明确具体实施要求，增强项目运行的可操作性，比如针对自然资源产权体系确权的管理细则、针对生态效益计量的管理办法、针对金融产品质押登记的指导要求等。三是监管类政策，主要明确生态破坏的处罚要求，以及对在项目执行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处置。
二、搭建综合发展模式
政策的出台搭建起“生态保护和修复+产业导入”的实施框架，后续推动项目的落地则需要更充分的发挥技术、资本、人才、自然等要素的关键作用，搭建“技术+产权+产业+资金”的综合发展模式。
首先技术是提升生态修复质量的关键，在典型实践中，都强调了综合运用科研院所研发的技术，解决荒山造林、水土保持、土壤修复等过程中的生态难题，确保生态修复的质量。同时技术也是提供高质量、差异化生态产品的关键，技术赋能的生态产业具备更强的竞争力。
其次建立基于生态的产权体系，尤其是完善针对林权、采砂权、土地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经营权、使用权等权能的设计，这是推动生态资源向经营性资源转变的关键，明确产权体系后，方可通过修复后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权利的抵押等激活生产的动能，并利用自然资源的资本化潜力进行融资。
三是要推动生态产业化发展，产业化路径是推动生态修复项目产生现金流的重要杠杆，大部分的实践经验都表明了在推动生态修复的同时，当地政府、企业、村民等通过发展农业、旅游业等带动区域经济增长。
四是要有资金支持，无论是生态修复还是产业导入，都需要资金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正是因为构建起“政策-技术-产权-产业”的循环发展机制，进一步拓宽了项目的融资来源。
此外，在近年来中国推动“生态修复+产业导入”的项目中，“数字化平台赋能”成为新的趋势，提升了项目科学运行的能力，也为项目市场化发展提供了决策支持。在实践中通常在生态资源的监测、生态资源的管理、生态价值的评估、生态交易平台的建设、生态产业的运行中运用数字化的技术，也进一步提升了项目发展的科学性，同时在数字化管理过程中形成的新的“数字要素”，比如生态价值的变动、生态交易的信息、扩大生态产品的商流等，为项目获得金融支持提供了参考。
三、拓展多元化资金来源
相关实践表明，“生态保护和修复+产业导入”的项目通常规模大、期限长，为此需要不同类型的资金提供相应的支持。而综合利用不同类型的资金，也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提升了项目的可融资性。
从资金的来源来看，主要需要四类资金协同推进：一是政府资金，政府通过预算内直接投资、发行专项债等方式，直接投入生态保护和修复项目；或作为“种子资金”设立政府引导基金并撬动社会资本，扩大投入规模、支持产业孵化；或向投资的社会资本提供补贴，以让生态产品投资者获得平均商业回报。
二是金融机构的资金，主要包括国内外开发性银行的资金以及商业银行的资金，提供不同期限、不同风险偏好的资金支持，其中国内外开发性银行的资金多用于生态修复与保护的前期支持，后与商业银行的资金相互联动，共同用于助力产业发展。
三是保险，尤其是充分发挥保险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通过政策性农业保险，野生动物致害补偿保险、草原碳汇遥感指数保险等，增强项目风险抵御能力。
四是自筹资金，社会资本作为生态产业化的参与者，通常需要投入必要的自筹资本，以满足外部融资的需求。不同类型的资金，由于期限不同、风险偏好不同等，而使得其能够通过相互协同、共同提高项目的长期发展能力。
多元化资金参与的需求，也蕴含着多主体优势互补的协同需求，以及建立利益共享的分配机制。“生态保护和修复+产业导入”是一个长周期、复合型的过程，需要不同的资源、技术、能力等，推动项目稳定运行，同时相关实践表明，多类型主体参与的背后蕴含着不同形式的“利益共同体”，生态修复为企业带来发展产业的机遇，企业发展产业的过程带动当地居民的就业，居民就业提升生活水平，也更加注重对生态的保护，由此建立良性循环提升地方绿色发展的综合水平，也进一步增强了对外部融资的吸引力。
本文原载于财经五月花
作者：
王 遥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
任玉洁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绿色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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