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Public spending and green economic growth in BRI region: Mediating role of green finance
原文作者：Dongyang Zhang, Muhammad Mohsin, Abdul Khaliq Rasheed, Youngho Chang, Farhad Taghizadeh-Hesary
发表期刊：Energy Policy
关键词：Green public finance; Sustainable green finance; Radial direction distance functio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发表时间：2021年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亚非发展中国家间相互合作，围绕能源与基础设施开展建设，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从农业向工业化转型，实现更平稳、更高水平的产出，显著提高了经济增长。但在这一过程中，“一带一路”区域的新兴国家提高了对于能源的依赖。成员国需要在绿色发展方面开展合作。
在各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提出可持续解决方案的趋势下，政府在研发与技术方面的支持是重要的转型驱动力，而公共支出的增加是绿色增长的关键指标。但公共支出增加也会增加环境污染，降低绿色经济表现。
本篇文章通过实证检验，证实了财政支出通过复合效应、技术效应，可以最大程度减轻市场失灵现象，对于绿色经济产生正向影响作用。公共政策作用于能源消耗、环境状况、经济运行，从而影响绿色经济表现，政府可以增加财政支出以促进绿色经济发展。文章最后为“一带一路”各成员国提出了针对性的可持续发展建议。
二、数据与模型
使用“一带一路”成员国2008年-2018年的数据，数据来源为“一带一路”区域数据库、世界发展指数、各国政府数据、各国环境监测数据、世界银行数据等。
本文通过数据包络方法，衡量不同国家的能源效率，采用SBM-DEA（Slack-Based Method Data Envelopement Analysis）模型。
GMM（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模型在假设较薄弱、存在异方差情况下结果更稳健，较为适用于面板数据。本文采用的GMM模型为：
其中，因变量Y为国家i在t时间的绿色经济表现（GEPI: Green Economic Performance Index）；自变量X对应于国家i在t时间的人均教育水平、人均研发水平；将产业结构、单位土地GDP、FDI、城市化作为控制变量；为了提高有效性，将前一期的绿色经济表现作为工具变量。
三、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卡塔尔、沙特、新加坡、阿联酋的GEPI表现最好，中国、俄罗斯、韩国的GEPI进步明显，大多数国家的绿色发展为增长趋势，仅以色列、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的GEPI逐年下降。公共投资于新能源领域，发展光伏行业，可以增加就业、改善环境、降低能源成本。
表2-表5为分地区的有效性分数，中东地区阿联酋、卡塔尔、沙特表现最好，南亚国家中印度、马尔代夫表现最好，东北亚、东南亚地区，新加坡最好，俄罗斯、中国表现较好，中亚国家中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表现最好。
表6为计量估计结果。用于研发与教育的财政支出分别在在5%/1%水平显著。控制变量方面，产业结构GMM系数值显著为负，说明在能源过度消耗之下，工业水平提高导致环境污染增加；单位土地GDP的GMM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生产规模效应促进了绿色经济发展。假定政府总支出不变，绿色指出增加1%，即可实现绿色经济增长7.7%、碳排放下降4%。
经检验，人均GDP较低国家与人均GDP较高国家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绿色经济绩效水平差异，革命性的技术进步使得各国的GEPI水平一齐提高，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且低GDP国家的教育、研发财政支出系数都相较高GDP国家更为显著。
如表8所示，不同国家在中央政府的区域政策、地方政府效率以及社会对环境污染的容忍度上的差异，都可能造成各国绿色经济的财政投入不同。用于教育、研发的财政支出基本不会造成环境污染。研发财政支出对绿色经济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主要作用于资源匮乏国家中，普通资源的绿色创新。
表9为高人均GDP国家与低人均GDP国家样本的GMM估计结果。“一带一路”区域中，教育财政政策增长1%，绿色经济表现增加7.5%，研发支出增长5.4%。多年来，高GDP与低GDP国家之间研发支出水平差距明显。所有国家之中，通过科研发展清洁能源技术都面临动力不足。教育财政支出方面，低GDP国家在5%水平显著，高GDP国家在1%水平显著，发展中国家通过教育发展绿色经济的效果较弱。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一带一路”国家数据的GMM分析，绿色经济的实现过程中，存在复合效应（新产业模式既可减轻污染，又可促进经济增长）与技术效应（技术升级使污染与产出的比值不断降低）。新能源技术的研发、人力资源/教育上的公共政策都促进了绿色经济的增长，促进程度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差异。
以下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一带一路”国家应充分评估现状，设定目标，并且检测本国绿色经济发展水平。目前监测能源效率、污染水平的指标仍存在较大缺陷，应由更稳定、更有效率的指标替代。
第二，政府应增加公共支出，争取“一带一路”国家在研发、教育方面的公共支出水平向发达国家靠近。此举是发展绿色经济的关键。
第三，由于各国用于绿色发展的公共支出水平不同，各国政府应该为本国制定针对性的绿色发展计划，从而提高效益。提高新能源行业的公共资金配置，加强政府与行业之间的沟通。
第四，政府应重视技术发展，推动高校与企业合作，努力实现技术的商业化、产业化，从而促进未来一国的经济增长。
第五，政府应该向私企发放低成本的绿色信贷，以降低其风险，提高其项目收益率，从而促进绿色基础设施的建设。
第六，政府采取绿色信用担保计划等工具，降低“一带一路”国家的私人绿色融资风险。通过设计高接受度、高效益的政策，促进该国的能源转型。
原文摘要：
Generally, public spending on educ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is perceived to impact the economy and sustainability positively; however, such notion lacks evidence, particularly i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member countries. In this study, panel data of BRI member countries from 2008 to 2018 is analysed using the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GMM) method and data envelopement analysis (DEA) to ass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spending on R&D and green economic growth and energy efficiency. The study found a fluctuating green economic growth indicator during the research period attributed to the non-serious nature of government policie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GMM method confirms both composition and technique effects in the entire sample. Nonetheless, the result of the sub-sample showed a heterogeneous effect on high GDP per capita countries. Moreover, the study shows that public spending on human resources and R&D of green energy technologies prompts a sustainable green economy through labour and technology-oriented production activities and different effect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作者：
杨德轩 中央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
指导老师：
王 遥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