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世界银行（World Bank）分支机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IBRD”）宣布，将发行1.5亿美元的五年期债券，用于保护南非的黑犀牛。
此次发行的“犀牛债”（Rhino Bond）——正式名称为“野生生物保护债券”（Wildlife Conservation Bond）——是世界上首个专门用于保护某一特定物种的金融工具。它创新性地利用混合融资模式，有望填补生物多样性融资目前面临的每年数千亿美元的缺口。
对中国来说，复制和推广犀牛债模式可以增进其自身以及全球在这个十年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恢复行动。
一、生物多样性融资缺口仍然巨大
保尔森基金会（Paulson Institute）、大自然保护协会（The Nature Conservancy）和康奈尔大学阿特金森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Cornell Atkinson Center for Sustainability）发布的一份联合报告显示，要在2030年之前逆转自然生态加速恶化的趋势，世界各国和地区每年需要投入7220亿到9670亿美元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
但目前，生物多样性融资仍然严重不足。疫情肆虐下旅游业收入遭受重创，政府支出和私营部门资金投入削减，都让情况雪上加霜。这给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生物多样性融资缺口。
去年十月，在昆明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第一阶段会议期间宣布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草案中的一个目标就是扩大融资。其目标19呼吁各方“将所有来源的财政资源增加到每年至少2000亿美元……使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金每年至少增加100亿美元，利用私人资金，并增加国内资源调动……”。
框架有待在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COP15大会第二阶段上审议通过。而在去年10月第一阶段的会议上，东道主中国承诺向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投入15亿元（2.24亿美元）的初始资金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并邀请其他国家共同出资。
如何发挥这个基金的作用目前尚不清楚，但犀牛债开创的全新融资模式可以为如何利用该基金和其他公共财政资源撬动更多私有资本、填补全球生物多样性融资缺口提供模板。
二、撬动私人融资
犀牛债旨在为保护南非阿多大象国家公园（Addo Elephant National Park）和大鱼河自然保护区（Great Fish River Nature Reserve）中的黑犀牛提供融资。IBRD之所以选择犀牛，是因为它是一个伞护种（umbrella species），很多其他物种都依赖于它。黑犀牛在塑造南非的生态系统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根据国际犀牛基金会（International Rhino Foundation）的数据，非洲目前仅存5366到5630头野生黑犀牛，属于极度濒危物种。
这笔总额1.5亿美元的犀牛债券采用的是“按效支付”（pay-for-success）的模式。债券收益将用于资助世界银行在全球的可持续发展计划和项目，以及在南非创造生态保护相关的就业岗位。而五年期票息将被投入到上述的两个犀牛保护区，而不是支付给投资者。
五年期满后，投资者除了拿回本金之外，还有望从IBRD那里拿到一笔“效益支付”（success payment），这笔钱的资金来自全球环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简称“GEF”）的一笔与实际保护成效挂钩的拨款。GEF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多边环境基金之一，已经累计成功动员1000亿美元资金。保护成效支付额度最高可达到1376万美元，但具体金额取决于债券期限内黑犀牛种群数量增长率。黑犀牛种群的增长情况将由独立第三方进行计量和核验。管理咨询公司保护阿尔法（Conservation Alpha）将计算黑犀牛种群数量的增长率，伦敦动物学会（Zo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将负责对计算结果进行核实。
犀牛债是一种引导私人资金进入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创新方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开展的全球摸底研究显示，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目前75%到85%的资金依赖于国内公共支出。
这个模式的三个特点可以起到撬动私人资本投入的作用。
首先，犀牛债的模式利用多边发展银行很高的信用评级降低了风险。投资者几乎一定能赎回本金，与保护工作的成效无关。
第二，不同于一些由绿色业务收入支持的绿色债券，犀牛债的模式引入捐赠款项，以解决保护项目缺少稳定收入的问题。全球环境基金依据实际绩效支付的拨款则进一步鼓励资本市场的参与者将资金投入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
第三，不同于采用票息递增机制的（coupon-step-up）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sustainability-linked bond），犀牛债的模式使投资者的利益与可持续性目标保持一致。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的合约规定，发行人如果未能实现可持续性目标，则要向投资者支付更高的票息作为惩罚。换言之，投资者短期的财务收益是以发行人无法实现可持续性目标为前提的。犀牛债的模式则将投资者的收益与某一野生生物保护目标统一起来，从而解决了这一矛盾。加之低风险的安排，这种“按效支付”的机制鼓励潜在投资者通过逐渐增加投资投身生物多样性保护中。
要填补生物多样性融资的缺口，探索这样的创新融资模式至关重要，而不是过分倚重传统的生物保护资金来源。
三、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中国尚未尝试采用犀牛债的模式。不过，中国无论在本土市场还是海外市场，一直都是绿色债券发行的大国。 气候债券与绿色债券数据库（Climate Bonds Green Bond Database）显示，“到2021年底中国绿色债券发行总量已经达到令人印象深刻的1.6万亿美元。”生物多样性主题债券尽管与其他债券品种相比发行量仍然较少，但在中国势头正越来越强劲。例如，2021年9月，中国银行发行了一笔两年期生物多样性主题的绿色债券，募集资金5.8亿美元，用于中国本土陆地与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土地使用项目。
的确，中国不仅拥有蓬勃发展的绿色债券市场，投资者对绿色债券的热情也日渐高涨。为了加大国内外保护工作的力度，中国可以随着绿色债券市场的发展成熟，提升自己的生物多样性雄心。
具体来说，中国可以探索诸如犀牛债模式的创新工具，利用全球环境基金和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等多边基金的力量提供与实际业绩表现挂钩的资金支持。
今年，中国担任第十四届金砖国家峰会的主席国。作为峰会的预热活动之一，第八次金砖国家环境部长会议于5月5日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会上，生物多样性保护再次成为金砖五国共同的可持续发展愿景的核心。金砖五国联合发起成立的新开发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是一家拥有很高信用评级的多边发展银行，它同样可以发行此类债券，甚至可以以人民币计价，并在中国的在岸市场发行。这样一来，募集到的资金可以很容易地被用于中国国内的保护项目，产生的资本流还可以用于为海外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活动提供资金。
通过上述降低风险的措施，私营部门会更加愿意进入生物多样性领域，为接下来的十年中实现2020年后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愿景贡献力量。
汤盈之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绿色“一带一路”中心副主任
刘勤一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科研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