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在北京闭幕，并发布了公报。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学院首席经济学家刘锋教授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结合公报中关于绿色发展有关表述，以及我国绿色发展相关政策导向与发展实践，从战略定位、政策融合、“双控”转型、金融支撑 “十五五”发展重心五大维度，系统阐释绿色转型路径，为“十五五”期间绿色发展提供关键思路。
一、绿色发展战略定位：从“外部补充”到“内生核心”的根本性转变
四中全会公报对绿色发展的表述调整，成为战略升级的重要标志。刘锋指出，公报首次将绿色与智能化结合，这一变化并非偶然，而是长期实践后对绿色发展规律深度把握的结果，意味着绿色发展在战略定位上实现深化与升级。
从发展阶段来看，“十四五”时期已为绿色转型奠定基础，“十五五” 期间的核心任务则是推动绿色发展走向系统化、产业化、智能化，并与经济核心内容深度绑定。公报明确提出将绿色发展融入实体经济核心，把绿色转型纳入产业升级路径，使绿色成为产业本身的构成要素。以零碳产业园为例，绿色已成为产业发展的必备前提，绿色转型不再是与经济建设相悖的环保任务，而是成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
这一定位转变是战略思维的关键突破。过去绿色发展是经济增长之外的独立增量，如今已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核心动力——唯有通过绿色发展，经济才能实现长期增长，绿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从“外部补充”彻底转向“内部共生”。
二、政策融合方向：产业政策与绿色政策的深度协同
绿色发展定位的转变，预示着未来产业政策与绿色政策将深度融合，核心体现为协同推进的系统性。绿色发展并非单一领域任务，而是涵盖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系统工程，需多领域、多环节相互支撑。
从实践层面看，政策融合需解决两大关键问题：一是数据支撑，减排目标的实现必须以精准数据为基础，若碳排放数据监测不准、统计不全，后续减排政策将无从落地；二是可持续激励，绿色发展不能依赖 “单一给钱推动” 的模式，资金投入主体需获得合理回报，单纯要求贡献的模式缺乏可持续性。
未来政策将聚焦绿色转型、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多目标动态平衡。一方面，产业政策制定将以绿色化为核心前提，制造业升级、服务业转型、园区建设等领域，绿色将成为产业竞争力的核心指标；另一方面，绿色政策不再独立于产业政策，而是嵌入产业发展全流程，形成“产业绿色化、绿色产业化”的双向融合格局，让绿色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三、“双控”机制转型：从能耗双控到碳排放双控的精准跨越
从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是绿色转型的重要改革方向。这一转变的核心内涵是从“控制能源消费总量”转向“精准管控碳排放质量”，能更直接、高效地推动能源结构优化，直指碳减排核心目标。
从我国现状来看，当前仍是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约60%的碳排放来自能源领域。尽管我国新增非化石能源装机容量居全球首位，但清洁能源占比仍不足 20%，远低于澳大利亚（传统矿产资源大国）70%的占比，能源转型压力显著，亟需通过“双控”转向提升减排精准度。
实现这一转变，需把握三大关键机制：一是科学把控节奏，坚持“先立后破”。传统能源退出必须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替代的基础上，避免冲击能源安全与经济稳定。以江西为例，其新能源装机容量已超过传统能源，但太阳能、风能的不稳定性对储能、传输技术要求极高，导致能效偏低，“十五五” 期间需优先解决新能源稳定性问题，确保传统能源有序退出与新能源补位的衔接。二是健全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精准减排的前提是 “摸清碳家底”，必须建立统一、科学的碳排放监测、报告、核查体系（MRV 体系）。只有明确 “谁排碳、排多少、通过何种方式排放”，才能制定针对性减排政策，合理分配补贴资金与投资方向，避免数据不准则减排无据。三是完善碳市场市场化定价机制。碳市场核心是为碳排放权定价，通过市场化手段倒逼企业减排。碳排放越多，企业成本越高，主动减排产生的减排量可转化为经济收益。目前我国碳市场仅覆盖能源行业，2025年新增钢铁、水泥和铝冶炼领域，“十五五”期间需进一步扩大覆盖范围，同时探索碳期货、期权等衍生品，完善风险对冲机制，让市场在碳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四、金融支撑路径：针对不同主体构建多层次支持体系
绿色转型的各项任务均需金融体系提供精准支撑，核心是根据不同绿色项目的“风险-收益特征”，创新工具与机制，构建多层次支持体系，具体可从三方面推进：
第一，提供长期低息资金，降低社会资本准入门槛。针对降碳、扩绿等高风险、长周期的重大绿色项目（如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需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先行，通过长期低息资金降低社会资本参与成本与风险，吸引更多市场主体投入绿色领域。
第二，创新专项金融工具，支持高碳行业转型。近两年，转型债券、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等专项工具已在钢铁、化工等高碳行业的减排技术改造中发挥作用，未来这类工具力度还需加大。若无专项工具，高碳行业想转型却缺资金，减排目标将难以落地。
第三，建立地方绿色担保基金，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中小企业是绿色转型的重要主体，但普遍面临信用不足、融资成本高的问题。可鼓励地方在零碳产业园等场景建立绿色担保基金，为其绿色技术创新提供增信；同时，在风险可控前提下，激活碳市场的金融功能，探索期货、期权等衍生品，帮助企业对冲碳排放风险，实现减排即增效。
五、“十五五”战略重心：以 “双碳” 为牵引，聚焦两大核心方向
公报提到“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十五五” 期末（2030年）正是我国碳达峰目标年，当前及“十五五”期间的很多工作，都是为碳达峰后推进碳中和做准备，“牵引”二字凸显“双碳”目标对绿色转型的核心引领作用。
实现这一目标，需把握积极与稳妥的平衡：“积极”体现在方向与决心上，需紧抓2030年前碳达峰的关键窗口期，在可再生能源发展、绿色技术创新等领域采取坚定行动，保持战略定力；“稳妥”则体现在节奏与风险防控上，要充分考虑经济承受力与能源安全底线，科学把控工作节奏，避免运动式推进对产业与经济造成冲击。
对于“十五五”绿色转型的战略重心，可聚焦两个方向：一方面聚焦能源革命与产业深化：工作重点从能源结构初步调整转向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传统化石能源占比降低；同时推动制造业、服务业等各领域深度脱碳，实现全产业链绿色转型。另一方面，强化制度建设与市场机制完善。绿色发展不再仅是职能部门与企业的事，需统筹完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体系，进一步扩大碳市场、用能权交易市场的覆盖范围，打造适配绿色发展的行政体系与市场体系。只有通过制度创新细化各项举措，才能为绿色转型提供持久动力，确保经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依据21世纪经济报道《关于绿色发展，二十届四中全会公报的三个“加快”意味着什么》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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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锋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