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方面：据人民银行统计，截至2021年6月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到13.92万亿元，我国绿色信贷的规模名列全球第一。但是，与碳中和的要求和国际最佳实践相比，我国的许多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在治理框架、战略目标、实施路径、气候风险分析、环境信息披露和产品创新能力等方面仍有差距。建议我国银行业机构明确自身运营和投融资碳中和目标，设计分步骤、清晰可执行的碳中和路线图；建立与碳中和目标相适应的治理架构，将绿色与可持续纳入公司治理，构建绿色与可持续组织架构和工作机制；深化绿色与ESG产品创新，提升绿色金融产品服务深度及广度；加快研发转型产品，支持高碳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建立碳核算和披露机制、环境气候风险分析和管理机制、ESG评价管理机制及信息披露等绿色专业能力。

资本市场方面：资本市场为绿色产业的融资服务已经成为我国绿色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16年1月至2021年6月末，我国金融机构和企业累计发行的绿色债券规模达1.6万亿元；我国含ESG主题概念类基金和使用ESG投资策略构成投资组合的基金约270多只，存续规模约3000亿元。为推动资本市场更好地服务碳中和目标，建议监管部门加强环境气候信息披露的强制性，尽快推出环境信息披露操作性指引或标准，完善绿色债券筹集资金用途的规定，建立规范第三方绿色债券评估认证机构自律机制。投资机构应推出更多融入ESG要素的投资产品，强化本机构的环境和气候信息披露，积极行使股东权利，推动被投企业绿色低碳转型。证券承销机构和交易中介也应重视发行主体的ESG表现，引导市场实现差别化定价，强化产品创新能力，推出更多支持减碳的产品。此外，建议尽快推出碳期货产品，发挥风险管理功能，建立规范的碳金融市场。

保险方面：近年来我国绿色保险的发展取得了许多成果，但与应对气候变化和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的风险保障需求相比还有差距，需要在数据积累、标准体系、专业人才和科技赋能等方面持续发力。为加快发展绿色保险，更好地服务碳中和目标，建议加强保险产品和服务创新,不断提升绿色保险产品保障范围，构建多场景、全方位的绿色保险产品和服务体系；加强绿色保险相关数据积累，利用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为绿色保险产品的创新开发、费率厘定、承保理赔、风险管理服务等提供数据支持；制定重点行业风险评估标准和风控服务规范，进一步强化保险业气候和环境风险管理能力建设；创新激励机制，引导相关行业领域更多地运用保险市场机制进行风险管理；建设专业人才队伍，积极研究气候风险相关特点以支持产品创新。

机构投资者方面：近年来，国内机构投资者在监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始积极探索ESG投资，逐步开展了相关能力建设。但是，对比碳中和的要求和可持续投资领域的国际最佳实践，国内许多投资机构的可持续投资能力尚处于早期阶段。建议政府和监管机构从政策制定端强化ESG理念，推动机构投资者建立符合碳中和要求的治理机制；建议机构投资者将ESG理念纳入到战略规划、投资决策、风险管理等环节；建议资产所有者和资产管理者积极发挥股东的影响力，提升被投企业的ESG表现，与监管部门、行业协会等机构合作，积极传播ESG理念，加强投资者教育；加强私募股权机构绿色投资能力建设。

碳市场和碳金融方面：2021年7月16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上线交易，发电行业成为首个纳入全国碳市场的行业，配额规模超过40亿吨/年，标志着我国碳市场正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但与成熟碳市场相比，我国的碳市场建设仍然面临一些问题与挑战。建议加快拓展全国碳市场的行业覆盖范围和全国碳市场的温室气体覆盖范围，将甲烷等纳入管控范围；强化有偿配额及抵消机制设计，适时推动有偿且差异化配额分配；将增强和发挥碳市场金融属性摆到碳市场建设的重要位置，加强碳金融及衍生产品创新；适时允许金融机构参与全国碳市场，拓宽控排企业节能降碳资金来源；鼓励个人通过自愿减排/碳普惠等方式参与碳市场，将绿色出行、植树造林、节电节能、清洁能源使用等低碳行动转化为收益；推动构建新的碳市场监管机制，发挥政府部门、交易所、第三方机构和行业协会自律监管以及社会监督作用。

金融科技方面：虽然近年来我国在金融科技支持绿色金融方面取得了快速进展，但与碳中和背景下的潜在需求相比，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建议进一步拓展金融科技在绿色金融领域的运用场景，包括：监管机构可运用金融科技建立绿色金融业务数据的统计、监测、评估和审计系统，落实激励政策（如绿色银行考核、碳减排支持工具等），开展系统性环境风险分析与压力测试，通过建立碳排放数据共享平台、个人或企业碳减排行为画像等方法探索将低碳目标纳入信用体系建设；金融机构可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进行绿色和棕色资产的识别、分类以及环境影响测算，开展ESG风险管理，提升环境信息披露和绿色低碳业务统计申报的效率；绿色金融市场可依托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在绿色低碳产品贴标、低碳投资者识别与激励、绿色ABS等资产交易和清洁能源交易等应用场景中解决数据、机构、资产的可信度问题，提高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和标准化水平，降低成本。

转型金融方面：在碳达峰碳中和过程中，大量高碳企业需要向低碳或零碳业务     转型。如果因为转型中的企业目前属于高碳行业而无法获得融资，转型就会很难实现，而大范围的转型失败将会导致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建议从以下方面推动构建转型金融的框架：①明确转型技术路径，制定转型金融标准，包括转型技术路径和准入门槛。②建立转型认证和信息披露的体系，披露内容应该包括资金使用情况、转型路径的实施情况、转型目标的实现情况、产生的环境效益等。③创新转型金融产品，如转型并购基金、转型贷款、转型债券、转型担保、债转股等，以满足不同类型的转型企业和路径的融资需求。④设置适当的激励机制，包括政府和监管部门提供的用于开发清洁能源的土地资源、可再生能源消纳额度、补贴、税收减免、担保、碳减排支持工具等。⑤设立国家级转型基金，为需要进行绿色和低碳转型的重点行业和重点区域提供融资支持。⑥加强转型金融领域的国际合作。

《当代金融家》：尽管我国的绿色金融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并在多个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力，但与碳中和目标的要求相比，当前我国的绿色金融体系还面临着若干挑战。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马骏：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充分参与低碳、零碳建设，有效防范气候相关风险。

一是以碳中和为约束条件，修订绿色金融标准。建议参照《绿色债券项目支持目录》（2021年版）的做法，按碳中和目标的要求以及“对任何可持续目标无重大损害”原则，在绿色信贷统计标准、绿色产业目录中剔除化石能源相关的高碳项目。未来在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等界定标准的编制过程中，也应该强调同样的原则。

二是指导金融机构对高碳资产敞口和主要资产碳足迹进行计算和披露。建议金融监管部门在明确界定棕色资产的基础上，要求金融机构开展环境和气候信息披露，其中应包括金融机构持有的绿色、棕色资产信息及相关资产的碳足迹。可根据国内机构的能力，分阶段逐步提高对碳足迹相关环境信息的披露要求。

三是鼓励金融机构开展环境和气候风险分析，强化能力建设。建议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企业开展前瞻性的环境和气候风险分析，包括压力测试和情景分析。行业协会、研究机构、教育培训机构也应组织专家支持金融机构开展能力建设和相关国际交流。金融监管部门可牵头组织宏观层面相关风险分析以研判其对于金融稳定的影响，并考虑逐步要求大中型金融机构披露环境和气候风险分析的结果。

四是围绕碳中和目标，建立更加强有力的绿色金融激励机制。在落实“碳减排支持工具”的过程中，建议关注以下重点工作：一是明确贷款用途的界定，包括符合投向的项目贷款、流动资金、贸易融资等贷款品种；二是出台碳减排工具信息披露标准，围绕碳减排贷款，明确如何测算其带来的碳减排量，指导金融机构制定可操作和可追溯的测算方法和披露流程；三是选择合格的第三方机构，实行名单制管理，供商业银行选择，或给出第三方机构需符合的标准。除了碳减排支持工具之外，还可以考虑将较低风险的绿色资产纳入商业银行向央行借款的合格抵押品范围，在保持银行总体资产风险权重不变的前提下，降低绿色资产风险权重，提高棕色资产风险权重。

五是鼓励主权基金开展ESG投资，培育绿色投资管理机构。建议外汇管理部门、主权基金和社保基金继续加大可持续投资的力度以引领社会资金参与，方式包括按可持续/ESG投资原则建立对投资标的和基金管理人的筛选机制等。同时积极建立环境和气候风险的分析能力，披露ESG信息以带动整体行业信息透明度提升，并积极发挥股东作用，推动被投资企业提升ESG表现。

六是提高金融机构在对外投资中环境气候风险管理水平。落实《对外投资合作绿色发展工作指引》，指导投资机构遵守《“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监管部门应进一步明确对外投资中所应遵循的环境气候标准。行业协会和研究机构可协助开展对外投资环境风险管理的能力建设。

七是完善碳市场监管机制，确保碳市场有效发挥引导资源向低碳活动配置的作用。新的碳市场监管机制应该被赋予设计、筹建和统一监管碳现货市场和碳衍生品市场的责任，其监管原则转变为：通过确定合理的碳总量控制机制，使得碳价格与碳中和目标相一致，以引导所有企业（不仅是控排企业）积极减碳、进行低碳投资；构建有金融资源充分参与、有流动性的碳交易市场和衍生品市场；有效管理碳交易可能带来的潜在金融风险和其他风险；建立碳价稳定机制，防范在极端情况下碳价的大幅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