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金融旨在帮助碳密集行业低碳转型。中国的转型金融体系尚在研究和探索阶段，还需首先界定转型活动，并且警惕“洗绿”风险。

纺织和服装行业是中国浙江省的传统优势产业，然而生产环节产生的水污染、空气污染和固体废弃物造成环境问题，也带来大量碳排放。研究显示纺织和鞋类行业的总碳排放量占全球的10%，低碳转型势在必行。浙江省湖州市某纺织印染企业希望更新工艺和技术来回收利用生产中产生的废水，同时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不过，纺织业属于高碳行业，难以获得绿色金融的直接支持，加剧了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转型金融的出现使这样的局面发生了转变。2022年1月，当地政府发布了《湖州市转型金融支持目录（2022年版）》，纺织业被纳入。之前遇到融资难题的纺织印染企业顺利申请到了规模为2亿元的“转型金融贷”，用来支持厂房改造、印染设备更新和管理系统建设，预计项目建成后每年能减少600余吨二氧化碳排放。

湖州的案例是中国在转型金融方面进行探索的一个缩影。随着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等创新金融产品的推出，转型金融正在覆盖绿色金融的盲区，并呈现出与绿色金融并行发展的格局。但中国转型金融整体尚处于起步阶段，转型活动的界定标准、融资机制和信息披露等诸多难题还有待破解。

一、转型金融兴起

2019年3月，经合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简称OECD）开始推广转型金融（Transition Finance）的概念，希望通过转型金融在多个层面上为脱碳提供资金，从而支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由此，金融资源的支持范围扩展到了整个可持续发展领域，而不仅局限于支持绿色产业。同年6月，法国安盛集团宣布将推出其第一个转型金融工具，以支持碳密集型产业的绿色转型。转型金融由此逐渐延伸为支持碳密集行业（也称“高碳行业”、“棕色行业”）低碳转型的金融服务。

创新的金融产品随之而来，比如转型债券、转型贷款、转型基金，将环境表现和融资成本相挂钩（简单可以理解为环境表现不达规定的话将会增加融资成本）的可持续挂钩债券（Sustainability-Linked Bond，简称 SLB）、可持续挂钩贷款等。2019年9月，意大利国家电力子公司Enel Finance International N.V. 发行了全球第一笔可持续挂钩债券。经过近几年的快速发展，截止于2022年11月，全球可持续挂钩债券和转型债券市场规模达2017亿美元。

二、填补绿色金融盲区

为了实现碳达峰目标，中国积极发展绿色金融，是全球首批建立系统性绿色金融政策框架的国家之一。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制定并发布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确定了中国绿色金融体系建设的顶层架构。行业标准也相继发布。

不过，绿色金融覆盖的产业和规模远远不足以达成中国的气候目标。根据《中国落实国家自主贡献目标进展报告（2022）》统计，2021年绿色金融所支持的节能环保等产业年产值约为8万亿元，GDP占比为7.02%。而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具有高排放特点的第二产业（包括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等）的产值约占当年GDP的40%，这部分产业的低碳转型需要规模巨大的金融服务。

而且，绿色产业得到绿色金融资金支持的同时，也出现了金融机构停止对“棕色企业”提供融资支持的“抽刀断流”现象。一些碳密集产业例如电力、石化、化工、建材、钢铁等本可以通过技术改造和设备升级等途径实现低碳转型，由于其不符合既有绿色金融支持范围而难以获得支持，其减排潜力未得到充分释放。

对于中国来说，碳密集产业实现可持续转型是实现气候目标的关键。国际能源署（IEA）2021年发布的《中国能源体系碳中和路线图》指出，中国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是电力行业（48%）和工业（36%），且这些碳密集行业的减排潜力不容小觑：仅靠低碳工业替代技术，就可以帮助中国减少在全球剩余碳预算（即避免气候变化危险影响的前提下，全球仍能排放的二氧化碳量）中15%的二氧化碳排放，同时保证有50%的概率将全球平均升温限制在1.5℃。

三、中国的探索

中国已开启了转型金融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进展，意在将绿色金融与转型金融做衔接，引导更多的社会资金流向转型活动。

中国人民银行于2021年启动转型金融研究工作，目前已初步确立转型金融的基本原则，并组织开展了钢铁、煤电、建筑建材、农业四个领域转型金融标准的研究。2021年年初，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分别发布了《转型债券管理声明》和《转型债券框架》，明确定义了转型债券并列出了合格项目类别、合格条件及示例，逐步将“转型金融”纳入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前文提到的《湖州市转型金融支持目录（2022年版）》，是地方政府的一个探索。这个文件包括项目清单及转型金融信息披露框架，覆盖能源、工业、建筑、农业四大领域，通过界定转型项目为市场参与者识别湖州企业转型活动提供重要参考。

除此之外，中国也积极参与转型金融的国际合作。2022年，中国人民银行作为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联席主席，牵头制定了《G20转型金融框架》，从转型活动和转型投资的界定标准、信息披露、转型金融工具、激励政策、公正转型方面，为各成员国发展转型金融提供了一套高级别原则，帮助各成员国制定转型金融的具体政策和规范。

在市场方面，一些纺织、能源、钢铁等企业也通过转型金融工具，开始可持续转型。例如，2021年5月，中国柳钢集团发行了可持续挂钩债券用于优化融资结构，其基础发行金额为2亿元。经过第三方评估，该钢铁企业在评估期内达到可持续发展绩效目标，通过了阶段性评估。

2021年5月，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成功完成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试点发行。该公司拟通过将其中募集的资金用于新能源项目建设，打造绿色循环产业链，大幅提升新能源比重，降低发电及供热燃煤消耗，同时实施碳捕集，大幅减少现役在运机组温室气体排放。据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统计，截止于2022年底，中国可持续挂钩债券发行规模达860亿元，中国转型债券发行规模达300亿元。

四、亟需标准界定

虽然中国已经从政策建设和市场实践方面开展了探索，但在转型界定、金融机制和信息披露等方面还有不小挑战。

转型金融标准（基于目录的）的一大难点是除了明晰行业范围外，还要明确出不同行业的具体转型路径、考察指标、指标参数等内容。为了探索转型界定标准，2020年，国际资本市场协会（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 Association，简称ICMA）发布《气候转型金融手册》，提出了转型金融信息披露原则，为转型金融产品的发行提供了原则性的指引，但并未明确出具体可信的转型活动。在此基础上，日本进行细化和延伸，制定了自己的《气候转型融资基本指引》（Basic Guidelines on Climate Transition Finance），提供了针对高碳行业的转型路线图。欧盟则将转型金融的理念融入既有的可持续金融框架中，建立《可持续分类方案》（EU taxonomy），将有重大经济影响且有很大减排潜力的活动划分为“转型活动”。

相比已经出台了指引和路线图的欧盟和日本，中国目前尚缺乏明确具体细节的行业转型路线图，也没有权威性的转型项目目录来清晰界定转型活动，因此难以帮助市场参与者精准识别，阻碍了金融和财税工具和低碳转型合格项目的高效对接。

五、警惕“洗绿”

发展转型金融还要警惕“洗绿”风险，也就是投资者或企业主体获取到成本相对低廉的绿色资金后并未将其应用于绿色项目。相较于绿色金融工具，转型金融工具给予了融资企业相对灵活支配资金的权力，而相关政策标准还在制定完善中，企业主体尚缺乏监管，存在将转型金融资金用于非转型活动的风险。

一项全球研究发现，在价值超过700亿美元的100多个可持续挂钩债券的样本范围内，大多数可持续挂钩债券设定的可持续表现目标要求羸弱、无关甚至还有已经实现的情况。绿色资本市场如果不能推动企业主体设定更具挑战性的目标，忽视真实环境绩效的实现以及追踪资金如何被使用，会纵容一些名不副实的“转型”活动。

未来，中国转型金融需率先在标准界定上突破，尽快提供可信赖的转型路径或转型活动目录及相关环境绩效指标，使得金融机构开展转型金融活动时有决策依据，协助市场参与者判断转型金融工具的投资价值，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假转型”风险，确保金融资源支持碳密集行业企业实现低碳转型。

本文首发于中外对话网站

作者：

赵鑫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石芷溪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科研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