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至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绿色发展与跨境风险防范的相关表述出现了值得关注的递进变化。2025年的相关部署更多集中于绿色识别、碳核算、标准认证和对外部绿色规则的适应，政策重点在于夯实绿色要素进入跨境贸易的基础条件。2026年则在延续这一基础的同时，将绿色贸易、贸易结构优化、进口平衡发展、企业全球布局、海外综合服务和跨境风险防控等内容置于更突出的开放发展语境之中。这一变化说明，跨境绿色贸易正在从规则应对和工具准备，逐步进入与贸易结构、企业布局和风险治理相互衔接的新阶段。在这一过程中，绿色金融的作用也日益清晰，即围绕标准识别和数据流转，为跨境绿色贸易提供制度支撑和资金保障。
一、从政府工作报告变化看跨境绿色贸易的政策接口拓展
从2025年到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与跨境绿色贸易相关的政策表述进一步拓展，相关支持方向也更加清晰。2025年的相关内容重点集中在绿色要素识别、碳核算、标准认证和绿色贸易壁垒应对等方面。报告提出培育绿色贸易、数字贸易等新增长点，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发展新型离岸贸易，积极发展边境贸易；同时，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过程中，提出开展碳排放统计核算，建立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和碳标识认证制度，积极应对绿色贸易壁垒。 从这些表述看，2025年的政策重点主要在于提升绿色识别、核算和规则应对能力，为绿色要求进入跨境贸易活动提供基础条件。2026年的表述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报告在对外开放部分提出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积极扩大进口，推进贸易平衡发展，提高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同时提出引导企业优化全球市场布局，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并进一步强调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加强对外投资风险防控和海外利益保护。
与2025年相比，2026年的表述更明显地将绿色贸易放入贸易结构优化、跨境便利化、企业全球布局和海外风险治理的整体语境之中。这种变化尚不足以说明一套完整的跨境绿色贸易政策框架已经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被明确写出，但已经为观察绿色要求如何进一步进入贸易流转、企业出海和相关金融支持提供了更丰富的政策接口。为更直观呈现两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绿色贸易相关表述的变化，本文梳理了报告中与绿色贸易相关维度的文本便于对比：
表1：政府工作报告中绿色贸易相关表述的比较
这种趋势不仅体现在政府工作报告的表述中，也体现在绿色金融基础制度的持续完善方面。2025年，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印发《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2025年版）》，明确提出该目录统一适用于各类绿色金融产品，以加强绿色金融市场流动性、提升绿色金融资产管理效率并降低识别成本。 这一进展表明，围绕绿色识别和分类口径统一的制度准备正在同步推进，也为跨境绿色贸易后续在融资和投资场景中的衔接提供了更稳定的基础。
二、跨境绿色贸易的推进正在形成以标准和数据层面为主的双支撑
在政府工作报告所呈现的政策变化之外，近年来若干支撑性文件也在持续为跨境绿色金融的发展提供制度基础。
首先，绿色识别框架正在逐步形成。跨境贸易和供应链场景中，交易主体多元、链条较长、信息不对称更为突出，绿色要求进入订单、单据、授信和合规流程，需要较为稳定的标准、标签和分类目录作为识别基础。《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2025年版）》明确提出，该目录统一适用于各类绿色金融产品，以提升绿色金融资产管理效率并降低识别成本。与此同时，目录新增的“绿色贸易”和“绿色消费”两项也为绿色资产识别、融资对接和市场沟通提供了条件。结合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表述可以看出，绿色要求正在通过更标准化、规则化的方式进入市场运行体系，并逐步转化为跨境交易中的识别基础。
其次，绿色信息的数据支撑能力也在逐步增强。跨境绿色贸易的运行不仅需要识别规则，还需要绿色信息能够在供应链协同、通关服务、单证审核和风险识别等环节稳定流转。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新建设一批智能工厂和智慧供应链，并提出深入推进智慧海关合作伙伴计划，为绿色信息进入跨境业务流程提供了更明确的工程化条件。商务部2025年印发的《关于拓展绿色贸易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提出建设绿色贸易公共服务平台，鼓励研发碳数据管理系统，并支持第三方机构提升国际绿色贸易规则认可的产品和组织碳足迹等服务能力。这一进展表明，绿色识别正在由规则和倡议层面逐步延伸至平台、数据和专业服务层面。对跨境绿色贸易而言，这有助于降低绿色信息在跨境流转中的不确定性，提升绿色信息的可获得性、可验证性和可传递性；对绿色金融而言，这也为金融机构识别相关业务中的绿色属性和风险特征提供了更稳定的数据基础。
三、围绕贸易投资一体化推进跨境绿色贸易发展的建议
除了结合前述政府工作报告的变化以及既有绿色贸易研究中的一些共同发现，当前我国跨境绿色贸易的推进基础正在逐步改善，但在实际运行中仍面临若干突出问题。首先，绿色标准在跨境贸易中的识别基础仍不够统一，不同行业、不同市场和不同金融机构对于绿色标准、标签及其可采信材料的理解仍存在差异，导致企业在跨境交易中面临重复认证、重复举证和识别成本偏高的问题。其次，绿色信息在供应链、口岸和金融流程之间的传导仍不顺畅，平台之间的数据标准、接口规则和核验机制尚未完全衔接，绿色信息能够被稳定转化为授信依据、定价条件和风险识别工具的场景仍然有限，尤其在跨境供应链较长、信息链条较复杂的商品贸易领域，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再次，在企业全球布局和跨境经营过程中，绿色要求与海外综合服务、风险防控和利益保护之间的衔接仍有待加强，尤其是在企业面临海外合规压力、舆论风险和供应链波动时，绿色因素如何进入综合性解决方案，仍缺乏更加清晰的制度安排。
基于这些问题，下一阶段可围绕三个方向推进跨境绿色贸易与绿色金融的衔接。第一，进一步提升不同行业绿色标准认证、打标规则与绿色金融分类目录之间的互操作性，增强境内外规则衔接能力，降低企业和金融机构在跨境场景中的识别成本。第二，加快推动绿色信息向贸易平台、供应链系统和口岸服务体系嵌入，逐步形成更稳定的数据接口和核验机制，夯实跨境绿色贸易的数据基础，并为相关金融支持提供可采信的信息来源。第三，推动金融监管、商务、外汇和口岸等部门在现有基础上加强协同，使绿色要求能够更加稳定地转化为融资支持、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安排，并逐步增强其在企业全球布局、海外综合服务和跨境风控中的制度衔接。沿着这一方向推进，跨境绿色贸易有望获得更完整的制度支撑，绿色金融也能够在服务贸易结构优化、企业出海和跨境治理中发挥更具针对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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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周正韵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研究员
研究指导：
孙 瑾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绿色贸易融资实验室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