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绿色低碳转型与“双碳”战略驱动下，企业可持续发展已成为资本市场与政策监管的核心议题。作为行业治理与市场竞争的关键主体，上市公司承担着可持续转型的制度示范功能，其ESG信息披露不仅体现企业的治理透明度与合规性，更是利益相关方进行风险评估与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本文基于企业外部制度约束与内部治理特征的双重视角，对中国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的驱动逻辑、制度演进、披露实践及经济传导机制进行系统研究，旨在揭示披露行为背后的内在机制与外部约束，并为未来的制度完善与企业治理提供学理支撑。
一、中国上市企业ESG信息披露发展
（一）企业ESG信息披露的驱动因素与理论基础
企业ESG信息披露受外部制度与内部组织特征共同影响。国家层面，法律完备性、劳工保护力度与社会凝聚力正向推动企业ESG信息的系统化披露；同时，外部冲击会放大利益相关者风险感知，促使企业披露非财务信息。组织内部，现代CEO的两职合一欲通过ESG信息披露增强个人声誉以减少代理成本，而董事会规模的扩大与会议频率的提升将为企业提供更多关键资源，从而可以共同支撑企业高质量ESG信息的输出。
在上述影响因素之外，以下四条理论从不同方面共同构成了企业ESG信息披露的重要基础：制度理论与合法性理论综合指出，企业决策会受到广泛外部制度监督势力和多种社会结构的影响，而企业需通过披露行为与社会规范以获取合法性，以应对外部可持续性和监督制度的要求；可持续发展理论强调经济、环境与社会价值的长期协同，信息披露有助于企业自主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利益相关者理论聚焦各利益相关方诉求和企业多元化的发展目标，以推动企业获得长期绩效，并降低交易成本和积累声誉资本。由此，可以从经济学理论角度充分解释企业主动承担披露成本和强化ESG信息披露的基本动机。
同时，企业ESG信息披露与企业总体ESG行为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企业ESG信息披露作为企业对外传递其在环境、社会和治理领域实践情况的核心抓手，与其总体ESG行为之间构成“表现”与“实质”的有机整体。总体ESG行为涵盖企业在运营全过程中实际开展的环保举措、社会责任履行和治理机制建设，是信息披露的内在基础；而ESG信息披露则是这些行为通过标准化、定量化的方式转化为面向资本市场和利益相关方的沟通语言。二者在实践过程中相互促进，没有行为支撑的信息披露易流于“漂绿”，而缺乏系统披露的行为则难以被识别和信任。特别的，在我国ESG体系不断规范的背景下，健全的披露机制不仅可以反映企业当前ESG绩效，更能通过增强透明度、引入市场监督和塑造声誉资本，反向推动企业优化ESG战略与管理流程，从而提升整体可持续发展能力和价值创造韧性。正因如此，ESG信息披露已成为企业将内部实践转化为外部认同的关键价值桥梁。
（二）中国上市企业ESG信息披露的多维发展
立足上述基础，我国上市企业ESG披露制度呈时序化多维演进。顶层设计上，2018年《上市公司治理准则》首次确立 E、S、G 披露框架；2023年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将可持续治理义务上升为基本法要求。与此同时，多部委通过配套文件推动披露义务由央企向全市场扩展，《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 —— 基本准则（试行）》明确统一了准则路线图。
在顶层设计之外，披露标准的完善是制度落地的关键支撑。2024年沪深北交易所发布《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为A股首个ESG信息披露统一标准，并引入“双重重要性”原则与行业指标，要求上证180等指数公司2026年首次披露2025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标志着强制披露阶段的开启；2025年出台的《可持续发展报告编制指南》进一步细化了披露流程与口径。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以“1+N+X”架构推出团体标准，实现通用与行业指引嵌套。国际衔接上，我国深度参与ISSB准则评估，2023年促成IFRS 基金会北京办公室落地，为对接国际准则提供通道。
标准的细化为实践提供了指引，A 股公司ESG披露载体多样，其中，ESG 报告为主要渠道，呈“量增质升”特征：披露数从2021年1100余家增至 2024 年2481家，披露率从27%升至46.09%，总量翻番。央企控股公司披露率达 99.6%，93.9%与年报同步发布；披露载体逐步扩展为独立报告，定量指标增加。同时，ESG 信息第三方鉴证的使用比例提升明显，2024 年全球市值前100家中国企业中，ESG 信息第三方鉴证比例从2019年28%升至46%，迈向可信披露。
对比来看，国外成熟市场则构建了多元化的披露体系：欧盟率先构建了最严格的强制体系，其核心是《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SRD），要求大型企业依据《欧洲可持续报告准则》（ESRS）进行披露，除此之外，还制定并实施了《可持续金融信息披露条例》（SFDR）、《欧盟分类法》（EU Taxonomy）、《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CSDDD），并要求ESG评级提供商接受ESMA（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的授权和监督，但其近期提案（Omnibus Package）旨在通过提高适用门槛和削减披露要求来减轻企业负担；美国方面，联邦层面暂陷停滞，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虽通过《为投资者强化和标准化气候相关信息披露的最终规则》这一气候披露规则但因诉讼暂缓，但加州凭借其《SB 253》和《SB 261》法案在州层面取得了突破，率先对大型企业提出了范围1、2、3温室气体排放和气候风险披露的强制要求；日本和新加坡则积极与国际标准接轨，日本已发布完全基于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准则的本国标准，并计划对主板上市公司强制实施；新加坡交易所（SGX）则采用“不披露就解释”原则，目前要求依TCFD框架披露，并已明确将从2025财年起过渡至ISSB准则，同时计划将强制范围扩大至大型非上市公司。
综合中外实践，我国 ESG 披露更侧重环境与国家战略，社会、治理维度着墨较少；同时，现有规定采用“强制 + 自愿 + 不遵守则解释”模式，强制范围窄、边界模糊，未普遍要求第三方鉴证报告，与国际框架在完整性、一致性与可验证性上有差距。企业层面，国外以国际框架为基准，覆盖全球价值链，强调中长期目标与量化比对；国内以响应政策为主，聚焦本土议题，呈现“成果展示优于风险揭示、定性描述多于定量对标”的特征，较少披露负面事件及改进计划，更具政策宣示与社会沟通导向。
二、中国上市企业ESG信息披露的实践统计与展望
（一）分类统计情况
1.A股上市公司的整体和细分披露情况
本小节聚焦中国企业ESG信息披露现状，ESG信息披露含相关报告（包含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披露ESG及非财务信息）发布及关键指标披露，同时，上述相关报告以下均统称为“可持续发展报告”。统计时间包含2022年至2024年三个完整年度。其中，“强制披露主体”为2024年度满足《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强制披露主体条件的A股上市公司（412家），其余A股上市公司则为“自愿披露主体”。
截至2024年度，A股共有2481家上市公司披露了可持续发展报告，整体披露率为46.09%。其中，自愿披露主体有2090家，披露率为42.04%；强制披露主体为391家，披露率达94.90%。
图1 2022-2024年度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披露数量及披露率
资料来源：中国上市公司协会
从行业分布来看，2024年度披露率最高的三大行业依次为金融业（91.9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75.69%），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72.32%）。而2022至2024年度披露率最低的行业为教育业，2024年披露率为33.33%。
图2 2022-2024年度各行业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披露率
资料来源：中国上市公司协会
按所有制类别比较，尽管2022至2024年度民营上市公司披露报告数量多于国有上市公司，但国有上市公司披露率显著更高，2024年分别为35.06%和76.85%。
图3 2022-2024年度不同所有制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披露数量及披露率
资料来源：中国上市公司协会
此外，在报告名称方面，ESG报告仍为最主要的报告类型，占比53.97%。强制披露主体更倾向于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35.04%），远高于“社会责任报告”（14.07%）；自愿披露主体则更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26.65%），多于“可持续发展报告”（18.80%）。
图4 2022-2024年度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名称统计
资料来源：中国上市公司协会
在温室气体排放量披露方面，“双碳”目标提出以来，企业重视度逐年上升。2024年度披露排放量的公司占比达65.90%（1635家），高于2023年度的57.53%（1279家）和2022年度的50.87%（932家）。其中，披露范围1、范围2和范围3的公司占比分别为59.81%（1484家）、60.02%（1489家）和11.37%（282家）。
图5 2022-2024年度上市公司温室气体排放量披露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上市公司协会
同时，2024年度有24.87%（617家）公司制定并披露了定量减排目标，2023和2022年度这一比例分别为16.01%（356家）和10.48%（192家）。
2. A股上市公司ESG评级情况分析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就A股上市公司的ESG评级共有“A、B、C、D”四档共十二类分级。2024年，90%以上上市公司获B-及以上，尾部企业逐渐减少，其中表现中游的企业居多（评级为B+至B-）。
图6 2022-2024年A股上市公司ESG评级分布
资料来源：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整理
在环境、社会和治理三个细分维度的评级结果中，环境维度的分化最为显著，获得 D+ 级及以下评级的企业共有 659 家，数量显著高于其他评级区间，反映出我国部分上市公司在环境管理体系、碳排放管控及污染防治等方面仍存在明显短板。相较之下，社会与治理维度的评级分布更趋均衡，显示企业在员工权益保护、社会责任履行以及治理结构建设等领域的表现相对稳定，整体处于“稳态”发展阶段。由此可见，中国上市公司在 ESG 三维度的成熟度存在结构性差异，提升环境管理水平仍是整体 ESG 表现优化的关键路径。
（二）潜在风险和未来展望
我国上市企业 ESG 信息披露存在五方面风险：一是覆盖面与质量不足，环境、社会、治理维度选择性覆盖，更加侧重环境议题而社会、治理维度弱化，关键议题缺失，体系碎片化；二是“择优披露”与“漂绿”倾向，突出正面信息，回避负面事件与风险，甚至夸大环保投入、虚设目标，如《南方周末》《每日经济新闻》等媒体披露显示，部分公司存在一定环境风险或社会相关议题的争议，但其相关报告并未就对应内容进行讨论；三是文字主导、量化缺位，以定性描述为主，缺乏可验证数据与横向、时序对比，定量指标零散且口径不一；四是风险评估薄弱，对气候转型、供应链人权等重大风险的识别与分析不足，缺少压力测试等；五是印象管理导向明显，过度强调品牌与贡献，弱化风险及改进路径，降低了报告参考价值。
对此有五方面建议：一是完善本土化披露指标，制定覆盖三大维度的 “必选 + 可选”清单，强化量化与可验证数据（如强制细分披露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二是建立治理目标与阶段进展对照机制，明确短中长期量化目标，定期披露实际值与目标值差距；三是引入第三方审计与容错激励，强制或抽样要求附审计意见，对主动披露问题并整改的企业酌情减轻处罚；四是立足全球视角，借鉴国际框架新增生物多样性影响、供应链人权调查等指标；五是对接国际数字化标准，采纳ESG-XBRL分类标准并开放中文版本，降低信息处理成本。
三、ESG信息披露对企业的直接影响与传导机制
（一）ESG信息披露对企业的直接影响
企业的ESG信息披露可显著提升企业价值。充分且高质量的ESG信息向资本市场传递长期可持续信号，降低投资者对未来现金流的不确定性估计，从而提升托宾Q值与股价；稳定透明的披露能吸引长期机构投资者，提高市场流动性并降低股权融资成本。在债务市场，ESG表现优异的企业违约风险更低，更易获得优惠利率与宽松契约条款，降低债务资本成本，且更易获取绿色信贷等政策性低成本资金。
风险层面，完善的ESG治理与披露可减少管理层隐藏负面信息的动机，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环境合规与社会责任履行能减少行政处罚等或有损失，降低特殊风险与违约风险。效率上，适度ESG投入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等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但披露强度过高或过低可能引发成本问题，呈非线性关系。
同时，企业规模、行业与生命周期对上述影响有显著调节效应：大型企业更易将ESG投入转化为优势，中小企业可能短期面临资本成本上升；成长期企业借ESG获绿色溢价，成熟期企业则以ESG声誉巩固份额，而衰退期企业或因额外支出加剧困境。
（二）ESG信息披露影响企业的传导机制
企业的ESG信息披露通过改善利益相关者关系、降低信息不对称与构建声誉资本三大机制，将非财务行为转化为可量化的财务绩效。首先，利益相关者关系改善机制体现为互动质量的全面提升。披露员工健康、培训等信息可增强员工满意度与创新力；披露产品责任、社区投入能提升消费者信任与市场份额；展示环保及供应链改进则易获政府税收、补贴等政策倾斜。信息不对称降低机制构成另一重要支撑。传统财务报表难以反映气候、碳排放等潜在风险与机遇，而标准化ESG披露可帮助投资者更准确地评估企业的长期价值，减少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降低资本成本，且ESG透明度高的企业在分析师预测误差等指标上更优。在改善关系与降低信息差的基础上，声誉资本构建机制进一步实现价值沉淀。ESG领先企业通过持续披露与表现塑造负责任形象，在危机时可发挥保险效应缓解损失；同时吸引长期投资者与合作伙伴，形成“提升ESG水平—巩固声誉—吸引资源”的良性循环，从而推动长期价值最大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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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国上市公司协会.2025. 2025年上市公司可持续信息披露情况分析报告. https://finance.sina.com.cn/esg/2025-08-14/doc-infkxpue2416010.shtml?froms=gg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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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泽晨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科研助理
俞 越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研究员
